摘 要：有清一代，承德地區修建了大量的壇廟，分布范圍廣泛，類型多樣，但保有“雜而有序”之特點‍‌‍‍‌‍‌‍‍‍‌‍‍‌‍‍‍‌‍‍‌‍‍‍‌‍‍‍‍‌‍‌‍‌‍‌‍‍‌‍‍‍‍‍‍‍‍‍‌‍‍‌‍‍‌‍‌‍‌‍。 清代承德的壇廟建設，反映了當地官民的信仰特點，其中最突出者有三：政府導向下的文神、武神信仰; 重農思想影響下的農業神信仰和儒釋道雜糅的多元化信仰。 承德獨特的壇廟文化是其濃厚文化底蘊的重要組成部分。 由于歷史的原因承德壇廟多數已遭毀壞，現存的諸如文廟、關帝廟、城隍廟、魁星樓等壇廟更需要我們有效保護和合理開發，使之在保護傳統文化、傳承地方歷史、打造國際名城等方面發揮應有的積極作用。

　　關鍵詞：清代承德; 壇廟文化; 官民信仰; 保護開發

　　在歷史上承德地區長期“名號不掌于職方，形勝無聞于地志”(康熙《溥仁寺碑》語)，發展殊為緩慢。 至清代康熙帝建設避暑山莊始，在朝廷政治力量的加持下，承德迎來了快速發展的時期，一躍而成為塞外一大都會，政治、經濟、文化等方面均得到了長足的發展。 從文化上觀之，承德雖地處塞外，實與內地緊密相連，渾然一體，一個重要的表現就是與傳統祭禮有關的壇廟在承德大量出現。 這些壇壝的建置，體現了關內關外文化一體同根的特點，也是儒釋道文化交融的結果。

　　一、承繼與發展——清代承德壇廟的建置概況

　　壇廟為祭祀場所，與傳統禮制密不可分。 《禮記·祭法》云：“夫圣王之制祭祀也，法施于民則祀之，以死勤事則祀之，以勞定國則祀之，能御大災則祀之，能捍大患則祀之。 ”[1]675簡言之，凡于國于民有益之事與人，均需祭祀。 禮制是歷朝歷代統治者極為重視的大事。 清朝政府建立后，對前代禮制進行了繼承與改革。 自順治始，已有十分完備的禮制，并在全國范圍內頒發禮書，為民軌則。 康熙朝編纂《日講禮記解義》，乾隆朝編纂《大清通禮》《皇朝禮器圖式》等與禮制有關的書籍，均足以表明清朝統治階級十分重視前代禮制，也深曉禮制對于治國牧民的重要性。

　　與此同時，清代逐漸恢復了一些因戰爭而廢止的壇廟祭祀，也在全國范圍內設置了一些新的壇廟。 如清初定制，祭祀分為三個級別：“圜丘、方澤、祈谷、太廟、社稷為大祀。 天神、地祇、太歲、朝日、夕月、歷代帝王、先師、先農為中祀。 先醫等廟，賢良、昭忠等祠為群祀。 ”[2]2485其后又有所調整，在制度上則更趨向完備。 同時，朝廷下旨，“各省所祀，如社稷，先農，風雷，境內山川，城隍，厲壇，帝王陵寢，先師，關帝，文昌，名宦、賢良等祠，名臣、忠節專祠，以及為民御災捍患者，悉頒于有司，春秋歲薦。 ”[2]2486可見，國家對祭祀之事極為重視，同時又有所調控。 在國家的提倡和號召下，全國各地紛紛大量建置壇廟。

　　“古者有封建即有壇壝，境內之祭不以域外而忽。 ”[3]560清代在全國范圍內興建壇廟以供祭祀，邊遠偏僻地區也并不落后，如新疆、承德等地，建造壇廟的步伐與內地基本一致。 正是由于特殊的地理位置以及城市興起等因素，承德也逐漸恢復并修建一大批壇廟，供奉對象名目繁復，有自然神、動物神、人神以及眾多有名或無名的神仙精怪，可謂五花八門，難以統括。 據《熱河志》《承德府志》等文獻記載，清代承德地區壇廟數量眾多，但多數記載語焉不詳，為詳細了解清代該地所建壇廟情況，茲據地方志書及本地學者論文將一些尚能提供線索的壇廟載錄于下表，以便睹其概貌。

　　綜觀上表，清代承德壇廟主要分為敕修、官修、民建以及僧建等幾種類型，分布范圍廣泛，體系較為龐雜，細酌之則隱然可見其“雜而有序”的特點。 [4]從崇祀對象觀之，大體可分為四個系統，其一為具“安邦土”功能的神祇，有關帝、城隍神、土地神等; 其二是寓“化人民”神職的神祇，包括孔子及其陪祀、文昌帝君、魁星、名宦、鄉賢等; 其三是以“保衣食”為目標的神祇，如神農氏、厲山氏、后稷氏、土地神、五谷神、風、云、雷、雨、山川之神以及龍王、水神、雹神等; 其四是以“護行業”為中心的神祇，有馬神、藥王、酒仙、魯班等等。 從數量上來看，承德關帝廟數量居首位，這一點與全國各地一致。

　　清代關帝信仰達到頂峰，“關帝廟祀遍天下，各直省府州縣建祠設像守土，官吏歲時展謁典禮。 ”[3]562正是源于國家的提倡，承德地區才會出現多座敕修的關帝廟，以突出關帝“守土佑民”的神職，此外尚有諸多民建的“老爺廟”，以供民眾祈福崇拜，表達日常生活的諸多訴求，如祛病除災、延年益壽等愿望，可見關帝信仰世俗化傾向較為明顯，關帝的神職也遠遠超出其安邦守土的范圍。

　　若對清代承德壇廟作歷時的考察，可見眾多壇廟建置時間集中在乾隆、道光年間，如道光八年建設壇廟數量可觀，有先農壇、社稷壇、風云雷雨山川壇、文昌廟、魁星樓、名宦祠、鄉賢祠、節孝祠等，都是在承德知府海忠的主持下修建，以敕修和官修為主。 清代承德壇廟數量大，分布廣，但大多數壇廟毀于戰亂，于今早已無存，成了城市歷史文化中的一大憾事。

　　二、神祇與崇拜——承德壇廟所反映的官民信仰

　　“國家大事，在祀與戎”，清代承德地區大量的壇廟建設，真實地反映了當地的官民信仰，并呈現出其自身特點。

　　(一)政府導向下文神、武神信仰

　　在承德地區眾多的壇廟中，關帝廟主要以“安邦守土”的作用佇立于熱河大地，文廟以“教化潤民”為修建目的，其中供奉的神祇分別是承德地區“文神”“武神”之代表。 這兩類壇廟的建設，實際上均離不開政府的導向。

　　承德當時地處塞外，“前代聲教所不及，邊關之氓不見通都大邑禮樂威儀之盛非一日也”[3]562，但是由于當地獨特的景觀與地理位置，受到了康熙帝的青睞，經過康熙、乾隆等統治者的建設，承德儼然發展成為塞外一大都會。 這段歷史，在乾隆四十三年重修關帝廟的碑文中有載：

　　自圣祖肇啟山莊，成都成邑，朝宗輻輳，萬國會同; 我皇上覲揚光烈，四十五年以來開辟疆宇二萬余里，自蒙古諸王公、喀爾喀及四衛拉特、回部諸藩等，莫不傾心托命，奔走俯伏，來享來庭。 于是承德為古北口外一大都會，將山川靈淑之氣蘊于古而發于今耶; 抑天眷有德，圣天子赫聲濯靈，“薄言震之，莫不震疊”者也。 夫制禮以作民敬也，立廟以作民誠也。 [3]562

　　誠如碑文所載，經過康、雍、乾三世的建設，承德地區政治和經濟都取得了長足發展，禮樂之興刻不容緩，清廷于乾隆四十一年動工修建文廟，以期立教化民。 文廟是祭祀先師孔子的場所，陪祀者是孔門諸多弟子(顏子、子思、曾子、孟子等)以及歷朝歷代之純儒(董仲舒、諸葛亮、陸摯、范仲淹、歐陽修、周敦頤、程顥等)。 熱河文廟于乾隆四十四年五月建成，所祀對象與京師及曲阜文廟一致，建成之時乾隆皇帝正駐蹕熱河，親自參加釋奠禮，并做詩紀念此盛事，詩云：

　　圣祖於斯避暑曾，養恬樂利被黎蒸。 閭閻此日較前盛，禮樂百年以后興。 爰建廟堂欣慶落，載因釋奠仰依憑。 菁莪雅化捷影響，已有庠間俊秀升。 [3]540

　　乾隆皇帝在詩文中既肯定了承德地區的飛速發展，也表明了此地需要復興文化的急迫程度，文廟設有專署來教化當地民眾，對儒家禮樂文化的傳播起到了積極作用，繼而為國家甄選人才打好了基礎‍‌‍‍‌‍‌‍‍‍‌‍‍‌‍‍‍‌‍‍‌‍‍‍‌‍‍‍‍‌‍‌‍‌‍‌‍‍‌‍‍‍‍‍‍‍‍‍‌‍‍‌‍‍‌‍‌‍‌‍。 文廟的建置，是統治階級立教化民導向下的產物，歸根結底是對孔子以及儒家文化的尊崇，借祭祀先師來達到教化與培養的目的，為地方文化服務，因此我們可視之為文神信仰系統。

　　與此同時，在政府導向下還建造了一批有特殊意味的壇廟，而關帝廟就是其中一種。 清代學者梁章鉅《楹聯三話》卷上“武廟戲臺聯”條云：“相傳每朝之興，必有尊神為之護國，前明為岳忠武，我大清則奉關帝為護國。 二百年來，武功之盛，震疊古今。 神亦隨地顯靈，威震華夏。 故朝廷尊崇封祀，漾溢寰區。 ”[5]261-262梁氏一語道出了清代統治者對關羽最重要神職——護國神的認定，這也是清代神州大地大肆建置關帝廟的重要原因。 [6]根據文獻記載，承德地區在清代建造了大量的關帝廟，其中簡易者為民眾自發建造，規模宏大者為敕建。 乾隆四十三年，敕令重修麗正門右側的關帝廟，“改易黃瓦，殿宇崇閎，規制大備。 ”[3]562梁國治在《關帝廟碑記》中對動工的目的以及工程歷時等進行了記載：

　　廟貌之成，可以見國家裒崇忠義，凜乎綱常名教之大焉，可以使遠近更易觀聽，動其嚴威儼恪之忱焉。 秩祀之修，庸可已乎? 工經始于乾隆四十四年五月，越明年五月工竣，凡用銀五千八百九十三兩有奇。 新廟既成，文武吏士邦人咸喜，而蒙古外藩歲時朝覲者亦得展禮廡下，以申畏神服教之誠，以昭文德武功之盛。 [3]562

　　這段資料，清楚地說明了敕修關帝廟之用意，借褒揚關帝之忠義，起教民化俗之功用。 關羽作為西蜀大將，他勇冠三軍，義薄云天，應該說在他的輔助下，劉備才能成就其三分之一天下的功業，所以長期以來，關羽在民眾心中一直是以保國護君的形象流芳后世。

　　因此，清代關帝崇拜達到頂峰以后，關帝廟的修建本身就是以護國、護城為主要目的，雍正十年在承德西南街修建的關帝廟，匾額即為“忠義伏魔”，這四個字的寓意不言而明。 同時，清廷于每年春秋及五月十三日遣官致祭，已成定制。 雖然大多數關帝廟以政府導向為主，但實際上關帝信仰在民間的影響十分廣泛，韓國學者樸趾源于乾隆四十五年隨使團入清，他以一個外國人的角度記載：“關帝廟遍天下，雖窮邊荒徼，數家村塢，必崇侈棟宇，賽會虔潔，牧豎馌婦，咸奔走恐后。 ”[7]347根據一些發愿文內容來看，關帝除了作為“武神”護城以外，還可以滿足普通民眾所發祛病消災、增財增壽的祈愿。 可見，關帝信仰在清代達到了官民的高度統一。

　　(二)重農思想影響下的農業神信仰

　　我國很早就進入農業社會，素有“重農”的傳統，先秦典籍中早有重視農業的記載，《詩經》中就有關于“春祈秋報”“藉田”等祭祀禮俗的記載，如《周頌·噫嘻》：“噫嘻成王，既昭假爾。 率時農夫，播厥百谷。 駿發爾私，終三十里。 亦服爾耕，十千維耦。 ”[8]345這首詩描寫周王春祭以后，率百官及農夫播種百谷的場景，這就是藉田之禮的記載，體現了統治者重農重民的思想，同時也表明農業對國家具有舉足輕重的作用。

　　可以說，從早期的祭禮發展而來的對自然山川之神以及其他農業保護神的崇拜，是中華民族重農重生思想的體現。 清代，全國各地修建大量與農業生產有關的壇廟，正是這種思想的延續。 清朝統治者入關以后，采取了一系列重農措施，如天聰九年“禁濫役妨農”，崇德元年“禁屯積米谷，令及時耕種”，重農貴粟政策自此開始。 順治十一年，定每年的仲春亥日舉行“耕耤禮”，場面闊大，十分隆重，茲引錄文獻于下：

　　帝親饗祭獻如朝日儀。 畢，詣耕耤所，南鄉立。 從耤者就位。 戶部尚書執耒耜，府尹執鞭，北面跪以進。 帝秉耒三推，府丞奉青箱，戶部侍郎播種，耆老隨覆。 畢，尚書受耒耜，府尹受鞭。 帝御觀耕臺，南鄉坐，王以下序立。 三王五推，九卿九推，府尹官屬執青箱播種，耆老隨覆。 畢，帝如齋宮。 府尹官屬、眾耆老行禮。 農夫三十人執農器隨行。 禮畢，從府、縣官出至耕耤所，帝賜王公坐，俟農夫終畝，鴻臚卿奏禮成，百官行慶賀禮。 賜王公耆老宴，賞農夫布各一匹，作樂還宮。 [2]2518

　　清初的藉田之禮，實際上是繼承了前代的禮制，并逐步完善，由帝王而百官再而農夫，這種制度是一脈相承的。 與農業關聯最密切的是先農壇的重興，始于雍正四年，緣當年藉田內的嘉禾一莖多達九穗，視為瑞兆，于是雍正諭言：“國以民為本，民以食為天。 禮，天子耤千畝，諸侯百畝。 是耕耤可通臣下，守土者允宜遵行。 俾知稼墻艱難，察地力肥磽，量天時晴雨。 養民務本，道實由之。 ”同時下令，“順天府尹，直省督撫及所屬府、州、縣、衛，各立農壇耤田。 ”[2]2518-2519

　　民為邦本，農為民本，大量與農業相關的天神地祇的出現，體現政府及人民對農業的重視，以及對“豐衣足食”的美好愿望。 清代，承德地區除社稷壇、先農壇以外，還建有風云雷雨山川壇，風、云、雨諸神屬于天神，順治初年“配饗圜丘，并建天神壇位先農壇南，專祀之”，又雍正六年敕建風神專廟，“歲以立春后丑日祭”。 雍正七年，因又云師、雷師尚闕專祀，所以在“西方建雷師廟，祭以立夏后申日‍‌‍‍‌‍‌‍‍‍‌‍‍‌‍‍‍‌‍‍‌‍‍‍‌‍‍‍‍‌‍‌‍‌‍‌‍‍‌‍‍‍‍‍‍‍‍‍‌‍‍‌‍‍‌‍‌‍‌‍。

　　東方建云師廟，祭以秋分后三日。 ”同時“賜號云師曰‘順時普應’，廟曰‘凝和’; 雷師曰‘資生發育’，廟曰‘昭顯’”。 [2]2514從賜號的名稱來看，無一不是寄寓了美好愿望。 與此同時，龍王、河神等掌管“水”的神祇，也是官民崇祀的對象，氣候干旱時可以祈禱甘霖，雨水多時又祈禱無災，這種樸素的信仰之后，是民眾實實在在的生存需要，是歷代統治階級賴以生存的物質基礎，因此，眾多與農業相關的俗神，構成了官民信仰的重要部分，也是“農為本”“重稼穡”的具體表現。 正如孔穎達《毛詩正義》中總結的：“民之大命，在溫與飽。 ”

　　(三)儒、釋、道雜糅的多元化信仰

　　綜觀清代承德地區眾多的壇廟以及崇祀的對象，我們發現民眾信仰呈現出多元化的特點，其最直接的反映就是信仰體現出儒、釋、道雜糅的現象。

　　佛教從西漢末傳入中國以來，在南北朝時期得到了快速發展，尤其佛教靈驗故事的盛行為中國古代志怪小說的發展產生了極大影響，而這些故事的廣泛流傳也對民眾信仰產生了一定的作用。 甚至在魏晉時期，小說以“實錄”精神示人，晉代有“良史”著稱的史官干寶，就編纂了一部影響深遠的記述神奇怪異之事的小說《搜神記》，而他撰書的動機很大部分也是因為他深信確有很多靈怪之事發生。 魏晉以后，這種觀念一直存在，清代紀昀在《閱微草堂筆記》中便記載了大量的神怪之事，其中一條與承德碧霞元君廟有關，文云：

　　貝勒春暉主人言：熱河碧霞元君廟(俗謂之娘娘廟)兩廂，塑地獄變相。 西廂一鬼卒，慘淡可畏，俗所謂地方鬼也。 有人見其出買雜物，如柴炭之類，往往堆積于廟內。 問之土人，信然。 然不為人害，亦習而相忘。 或曰：“鬼不烹飪，是安用此? 《左傳》曰：‘石不能言，物或憑焉。 ’其他精怪歟? 恐久且為患，當早圖之。 ”余謂天地之大，一氣化生。 深山大澤，何所不有。 熱河穹巖巨壑，密邇居民，人本近彼，彼遂近人，于理當有之。 [9]358

　　紀昀是清代的大學者，他對鬼出沒之事持肯定態度，這說明鬼神靈怪之事在社會傳播相當廣泛，且信眾頗多。 中國古代即有“泰山治鬼”之說，這種觀念雜糅了中國傳統的鬼魂信仰與佛教地獄觀念，影響頗深。 不僅僅是佛教在傳入中國以后與本土的傳統信仰文化發生交流和碰撞，就是本土生長起來的道家在發展的過程中也吸納了很多中國原始時代的俗神，如火神、藥王、茶神、農神等，其中有很多是傳統禮制中尊奉的壇廟神祇。

　　可見，無論佛教還是道教，都與中國傳統的宗教信仰有著千絲萬縷的聯系，這種聯系的又一突出表現是承德地區諸多壇廟的崇祀神祇存在雜糅混合現象。 如康熙54年敕修、乾隆28年重修的開仁寺，本為祭祀關帝所建，但寺中又有觀音、如來、文殊、普賢等佛菩薩; 康熙50年民建火神廟，除了供奉火神以外，還崇祀彌勒佛; 建于晚清的紅廟，除了祭祀劉備、關羽、張飛以外，還祭祀道教神斗姥; 乾隆年間建造的九云頂娘娘廟(碧霞元君廟)主要崇祀元君娘娘，但廟中仍供奉藥王、龍王、雹神、龍王、火神、十殿閻君、玉皇大帝、雷公等等。

　　神祇的多元化凸顯出傳統文化中儒、釋、道的互融，甚至在一些壇廟的管理上也出現這種特點，如雙塔峰的關帝廟即由僧人悟真主持，紀昀《閱微草堂筆記·灤陽續錄》中對此有明確記錄：“距雙塔峰里許有關帝廟，主持僧悟真云：乾隆壬寅，一夜大雷雨，雙塔峰墜下一石佛，今尚供廟中。 然僅粗石片，其一略似佛像而已。 ”[9]360據僧人悟真所說，關帝廟除了供奉關帝外，還供奉石佛，可以窺見清代承德壇廟神祇的多元化特點，生動地說明了儒釋道文化在民間的雜糅與交匯。

　　三、保護與開發——承德壇廟文化與歷史文化名城建設

　　(一)歷史文化名城的建設離不開寺廟文化的深厚底蘊

　　承德作為一座享譽世界的歷史文化名城，有其厚重的文化底蘊，而壇廟文化就是其中的重要部分。 由于時間以及戰爭等諸多因素的影響，很多壇廟都湮滅無聞，只能存留于紙質文獻甚至人民的口耳相傳中。 但是壇廟文化的開發對歷史文化名城的建設卻有著重要的意義和作用。

　　首先，針對各種壇廟而產生的廟會文化，豐富了本地民眾的精神生活，也成為非物質文化遺產的重要組成部分。 廟會因廟而生，最早是為了參加廟祭，民眾云集，熱鬧非凡。 久而久之加入了休閑娛樂以及商業等活動。 如《燕京歲時記》記載了北京東西廟廟會盛況，“自正月起，每逢七、八日開西廟，九、十日開東廟。 開廟之日，百貨云集，凡珠玉、綾羅、衣服、飲食、古玩、字畫、花鳥、蟲魚以及尋常日用之物，星卜、雜記之流，無所不有。 ”[10]53隨著承德地區眾多壇廟的產生，也相應地繁榮了廟會文化。

　　如因正月十五是火神的祭日，所以從這一天開始舉行廟會，一般持續半個月左右。 屆時，各地民眾齊聚廟會，或經商，或祈愿，或看戲，人山人海，熱鬧非凡。 又九云頂娘娘廟的廟會設在農歷四月十八，實際上從四月十三日就有進香者相繼而來，也是一片熱鬧景象。 其他如正月初二文昌閣廟會、四月初八海云寺廟會、四月二十八藥王廟廟會、五月初五城隍廟廟會，六月十三龍王廟廟會、六月二十隆興寺廟會等，都是商販與信眾云集的重要日子，這些廟會集經濟、文化、娛樂于一體，豐富了當地居民的物質與文化生活。 隨著社會的發展，有些廟會逐漸現代化，但它們所凝聚的精神卻一直浸潤著本地的非物質文化，成為這座城市厚重的文化底蘊的重要組成部分。

　　其次，承德地區的壇廟文化為研究民俗發展提供了豐富的資源。 考察當地民眾一年四季的風俗活動，莫不與多元的神祇信仰有關。 如承德的先農壇的祭祀活動就比較有特色，“每年立春這天，由都統、道臺、知府率下屬及士紳等到壇前祭祀。 祈求神祇保佑地方上風調雨順、五谷豐登。 ”祭祀時，“在壇前放置紙扎春牛一頭，芒神一尊。 旁有竹筒一個，內裝飛灰。 ”[11]144祭神儀式結束后，到“打春”時刻，都統下令點燃祭品，即春牛、芒神及竹筒。 這預示著春季已到，春耕即將開始，勿誤農時。

　　其他如農歷二月初二有祭土地神，祈求五谷豐登的風俗，與土地神信仰有關; 五月初五，水田地區的民眾會祭祀河神，祈愿風調雨順，與河神信仰有關; 七月十五放河燈祭鬼，與佛教、道教均有關; 夏秋季干旱時節，在龍王廟前祈雨，與龍神信仰有關，除此以外，還有臘月二十三祭祀灶神以及祭祀魯班等行業神的習俗等，都是壇廟神祇信仰的產物，甚至是一些流傳在民間的故事、俗語、詩歌等，也是壇廟文化流傳廣泛有力證明。 因此，壇廟文化不僅是城市精神文明發展的重要組成，也對我們考察民俗發生、發展有著舉足輕重的意義‍‌‍‍‌‍‌‍‍‍‌‍‍‌‍‍‍‌‍‍‌‍‍‍‌‍‍‍‍‌‍‌‍‌‍‌‍‍‌‍‍‍‍‍‍‍‍‍‌‍‍‌‍‍‌‍‌‍‌‍。

　　(二)有效保護現存承德壇廟，合理開發壇廟文化

　　承德的壇廟，大部分興建于清代，壇廟的興衰實際上也見證了清朝統治的興衰，壇廟的歷史文化價值巨大，因此我們有必要對現存的一些壇廟開展歷時和共時的考察，進行有效保護與合理開發。 如位于麗正門右的關帝廟，在乾隆四十三年由民建改為敕建，非常隆盛，關帝廟是每年來承德朝拜乾隆皇帝的蒙古王公大臣的居住地，受到官民的重視。 隨著時間的推移，這座壇廟早已經失去了往日的輝煌，據載，關帝廟經歷戰爭以后破壞嚴重，很多文物散失，“1952年修建承德劇場，將后殿琉璃瓦撤走改為布瓦。

　　‘文革’期間，廟內部分附屬建筑以及殿脊上的大吻走獸被拆除。 ”[11]1381983年關帝廟被列為市級重點文物保護單位，可供游人觀覽。 根據實地考察得知，現在的關帝廟在每月的初一、十五香火最為旺盛，來者多為求財、祈平安的百姓。 現在，作為國家民宗局批準的道教活動場所，關帝廟在每年的農歷正月初一至十五，以及農歷五月十三，都會舉行祈福迎祥法會，屆時將免費開放，以供民眾祈福、觀覽。

　　又如位于西大街的城隍廟在清代曾充當過各國使臣的下榻場所，但這也無法改變其在后來逐漸走向衰微的趨勢。 民國期間，令城隍廟大傷元氣的事件是被改建為戲院，古松被砍伐，石碑、塑像等都被移至后殿; 上世紀40年代初，康元吉與承德縣月牙山蟠桃宮主持韓子康共同努力，對城隍廟進行了修善和復原; 建國后，因擴路需要，紅照壁被拆除，其余建筑基本保持原貌，是承德市眾多壇廟中保存最完整的一座; 1983年被列為市級文物保護單位，2006年被國務院列為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 據實地調研得知，城隍廟的香火也是在每月的初一、十五旺盛，大多數都是祈愿的民眾，以本地市民居多。

　　以上兩座壇廟的發展現狀存在共同點，即客流量大的時間段基本一致，即每月的初一、十五。 初一、十五燒香拜神、祈福求安是民間的傳統習俗，民眾來廟進香多寄寓著求財、求平安等世俗愿望。 又如位于半壁山的魁星樓，是供奉魁星的道場，經過上世紀九十年代復修以后，在每年的六七月份旺季時每天的客流量能達到3000人，甚至在高考前夕，一天的客流量可達萬人。 “魁星點狀元”的故事在民眾中廣泛傳播，很多家長帶著孩子來拜魁星的目的即是希望學子能金榜題名，學業有成。 由此可見，這些壇廟的世俗功能較強，光顧者多是祈福民眾。

　　無論是儒、釋、道結合的關帝廟還是以道教場所著稱的城隍廟和魁星樓，它們都是清代承德壇廟中的重要組成部分，由于歷史的原因很多壇廟都已經毀壞無考，但是它們所承載的深厚的文化底蘊是我們這座城市發展的重要組成部分，因此，有關這些壇廟的文獻記錄的“前生”還是復建后的“今生”，都值得我們重視。

　　人文社科論文范例：初探集約式寺廟：以鰲江植德寺為例

　　避暑山莊及周圍寺廟已經成為承德享譽世界的最靚麗名片，要打造國際化旅游城市，還必須深入挖掘城市歷史文化資源。 承德，有“百廟之城”的歷史，我們應該深入挖掘這段厚重的歷史文化內涵，選取有代表性的壇廟進行宣傳、開發。 我們完全可以將承德壇廟文化融入到“避暑山莊文化”之中，構建避暑山莊——外八廟——壇廟為一體的獨特的清代皇家文化旅游資源，既可以為世人提供新的文旅景點，也可以有效提升存世壇廟的文化價值。 就整體來看，承德現存的諸如文廟、關帝廟、城隍廟、魁星樓等壇廟亟需我們的有效保護和合理開發，使之在保護傳統文化、傳承地方歷史、打造國際名城等方面發揮應有的積極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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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王樹平 包得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