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確立以來,人民的生活,物質文化水平不斷提高,網絡資訊發達,以互聯網為載體的網絡輿論正沖擊著社會政治、經濟、文化、道德、宗教等各個方面,網絡輿論所代表的民意、思潮、價值評價和監督,對法院審判工作和裁判結果的影響越來越大,法院和法官的工作稍有不慎,都可能以始料未及的新聞點吸引大眾的眼球,并瞬間傳遍國內外,成為熱議的話題。

　　由于網絡的普及與網絡媒體所具有的開放性及互動性,使得現如今許多民眾認為相對于傳統媒體而言,在網絡媒體上更能有效地表達自己觀點和訴求,這也使得民眾參與網絡輿論的熱情普遍高漲,網絡輿論的形成和反映也呈現出了與傳統媒體所不同的特點。

　　從正面來說,網絡輿論往往反映的是底層民眾的聲音,由于政府的決策和行為最終也將作用于底層民眾,所以這種源于民間的輿論監督有利于民眾客觀地對各級政府施行有效的輿論監督,以及表達自己的合理訴求。但從反面來說,由于網民的身份是隱匿的,名字是虛擬的,道德與法律在網絡上難以起到有效的約束作用,網絡上常出現一些針對政府的非理性的謾罵與攻擊,甚至是刻意散布虛假信息或謠言以圖制造混亂的情況,從而給正常的社會秩序帶來不良影響。

　　如何正確認識和對待網絡輿論,是司法機關需要面對的一個重要問題。文章主要以網絡輿論對法院公信力的影響,通過對法院本身問題出發,舉例大量相關事實,進行詳細的剖析,對相關事件的發生及其原因提出了自己的看法,提出相關問題,通過討論找出相應措施,對我國法院提高司法公信力提出了幾點做法,及相關的應對方法作出討論。

　　關鍵詞：民論壇雜志投稿,核心期刊論文發表,公信力,法院,為民

　　提高司法公信力,確立司法權威,這是新時期下法院工作所面臨的一個嚴峻的問題,人民法院作為國家專門的審判機關,在確立法律權威中處于重要的地位,具有重要的作用。人民法院只有具有權威性,才能做到司法獨立,才能做到司法公正,成為維護社會的正義和法律的權威,完成憲法和法律所賦予它的職責,在社會上提高法律的公信力和權威性。

　　一、從根源上找出提高司法公信力的辦法

　　地基深埋地下從不作聲,但它無時無刻不在支撐著大廈。筆者認為要提高法院在人民心中地位,提高司法公信力,確立司法權威其核心問題,就是要牢固確立“執法為民”這個理念。 “執法為民”不但是社會主義法治理念的主要內容,而且還是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的內在要求。客觀地說,改革開放以來,尤其是建設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以來,社會利益結構發生了深刻變化,各種利益觀此起彼伏,一些不良思想不斷涌現,身處其中的法院工作者和法院隊伍不能不受影響。在諸多現實影響面前,思想上的任何偏差和動搖,都可能使自己的執法目標和方向發生錯誤,手中的執法權力被濫用。

　　在這種形勢下,只有抓住執法理念這個思想核心,從根本上解決權從何來、為誰掌權、為誰執法、如何執法等重大思想和認識問題,牢固樹立一切為了人民,一切依靠人民,一切保護人民的“執法為民”意識,才能有效地防止法院執法中的權力錯位,以嚴格、公正、文明的執法行為抵御腐朽思想對法院干警的侵蝕。歷史經驗表明,沒有正確的執法觀,再好的制度規定在實踐中也會被扭曲。只有執法為民這個地基打牢了,打深了。才能把司法公信力這座大廈建好。

　　二、網絡輿論對司法工作及司法公信力的影響

　　解決了核心問題,我們再來談談周邊環境對建立司法公信力的影響,現在是一個資訊發達的社會,一個小消息不再像古代那樣需要快馬傳遞好幾個月才能到達,如今你只用按按鍵盤全世界的新聞就跳出在你的面前,這是一個資訊爆炸的年代,2011年5月的數據表明,中國的網民超過了4.77億這個數字,遠遠把美國甩到后頭,中國的網絡是世界上網民最多,覆蓋最廣,規模最大的。伴隨著科技不斷的發展,網絡的技術也不斷提高,加上網民數量的迅速攀升,網絡媒體正在成為新聞傳播領域中一只重要的中堅力量,隨之而生的網絡輿論正在成為引導主流與論的主要途徑。

　　“輿論”,考究其古漢語語源,緣于“輿人之論”,“輿”出現于春秋末期,本意指車輪,后引申為車子,“輿人”指的是造車之人,當時人分十等,輿人為第六等,“輿人之論”意為下層百姓的議論,“輿論”即是“輿人之論”的簡稱。1762年,盧梭將拉丁文中的“公眾”和“意見”兩個詞語聯在一起,提出了現代意義上的“輿論”概念,就是“公眾的意見”。相對于國家的法律、制度和意識形態來說,輿論更多的是一種民間聲音。

　　2003年8月16日,有關媒體報道了劉涌二審被改判死刑緩期二年執行的消息,即在互聯網上引起了眾多網民的關注。網民紛紛撰文抨擊,間接促使最高人民法院50年來第一次提審普通刑事案,并罕見地推翻沈陽高法的判決,改判死刑,立即執行。網絡輿論對本案的最終結局起到了至關重要的影響。

　　還有2011年網絡上討論的沸沸揚揚的云南男子李昌奎強奸殺人,一審獲死刑,二審改判獲死緩的事情。兩年前,云南省昭通市巧家縣男子李昌奎奸殺了同村女孩王家飛,又將她3歲的弟弟摔死。一年前,昭通市中級人民法院一審判處李昌奎死刑。李昌奎上訴后,2011年3月4日,云南省高級人民法院終審因李昌奎有自首情節而改判其死刑緩期執行。這一次改判經過三個多月的發酵,終于在網上形成輿論熱點,并最終將云南省高院推向了風口浪尖。網友幾乎一邊倒地質疑云南省高院的判決結果,面對網絡輿論的質詢,2011年7月16日,云南省高院向李昌奎案件被害人家屬送達了再審決定書,將對該案決定另行組成合議庭進行再審。無論這次再審結果如何,本次事件表明網絡輿論又一次影響了司法工作的開展。

　　英國媒體理論家斯圖亞特·霍爾提出,受眾對媒介文化產品的解讀,一般分為三種:優勢解讀、妥協式解讀、對抗式解讀。

　　“對抗式解讀”,是指受眾把編碼者的意思拋到腦后,解讀出來的意義與編碼者相互對立。信息因此被誤讀、曲解的可能性時常發生,網絡則加劇了這種可能。網絡上的信息會迅速地變異、曲解,一旦網民非理性跟風后,網絡輿論愈加偏離常軌。然而隨著社會開放性和公平性的不斷提升,受眾對新聞內容的對抗式解讀也來越多地顯露出來。由此可見如果網絡輿論是很容易被錯誤引導的。

　　霍爾指出:“根據這種一般看法,我們可以粗略地勾勒出電視傳播過程的如下特點。廣播的制度結構及其實踐和生產網絡、它們的構成的關系和技術基礎結構,都是制作一個節目所必須的。這里,生產建構了信息。那么,在某種意義上,流通就從這里開始。當然,生產過程并非沒有其‘話語的’方面:它也完全是由意義和思想來架構的:即應用中的知識——這關乎生產和日常秩序、歷史地界定了的技術技巧、職業觀念、制度知識、定義和設想,有關觀眾的設想等等,所有這些都通過這種生產結構來架構節目的體例。進而言之,盡管電視節目的種種生產結構開創了電視話語,但并未構成一個封閉系統。”

　　由于各種事物——世上的物、人、事——本身并沒有任何固定的、最終的或真正的意義。是我們——在社會中,在人類文化中——使事物有意義,對其指意,因而從一個文化或時期到另一個文化或時期,意義常常會發生變化。也就是說,這個意義從來就不只是關于其自身的,而且是涉及到文化過程和文化關系的。每一個符號都加入了一個我們稱之為文化的意義之網。關于斯圖亞特·霍爾對于傳統媒體的理論,其實和現在社會的網民對于網絡媒體的信息接受方式是一樣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