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基于“知識交流論”及“知識地圖”理論，闡述圖書館學術交流館員的崗位設置具備一定的理論依據。針對我國學術交流館員缺失的問題，從戰略規劃、培訓發展模式、培訓項目特點、REF細指標分析四方面論述劍橋大學學術交流館員培訓項目發展特征。同時，探求其學術交流館員發展機制的借鑒價值，提出四方面參考性建議：我國高校圖書館應制定圖書館學術交流戰略規劃方向，設置專職學術交流崗位;頂層設計詳細完善的培訓發展機制;開展年度職業發展評估計劃;認真研讀學科評估細則，開拓學術交流服務新思路。

　　[關鍵詞]劍橋大學學術交流館員圖書館培訓職業發展

　　1引言

　　越來越多的學術圖書館意識到，促進學術交流已成為圖書館的天然使命。早在2010年，美國大學與研究圖書館協會(ACRL)就將學術交流視為學術圖書館的十大主流趨勢之一[1]。現如今，期刊和圖書出版為特征的傳統學術交流生態，正受到開放存取、數字出版、同行評審、學者博客論壇、社交媒體等多種新型學術交流模式的極大沖擊。荷蘭的烏得勒支大學(UniversityofUtrecht)于2015-2016年專門實施了一項“學術交流革新”調研，旨在從科研全生命周期視角，即創意、分析、撰寫、出版、傳播和評估全維度，來探究學術交流的創新巨變對研究工作流程的深度變革[1]。

　　同時，科研人員對新興人文研究工具、科研數據倉儲、數據分析及數據可視化等技能提升的需求也空前高漲。國外眾多大學圖書館紛紛調整學術交流職能，增設學術交流館員(ScholarlyCommunicationLibrarian)，并于實踐中構建起日趨成熟的學術交流館員培訓項目，得以合理規劃學術交流館員的職業生涯，有效保障學術交流服務的高效運行。筆者于2021年2月25日-3月2日，通過網絡調研我國雙一流高校圖書館學術交流服務現狀。相較于國外迅猛發展的學術交流館員發展實踐，我國僅有少部分雙一流高校涉足了開放存取、機構知識庫、數據管理等學術交流服務，且多由學科服務部、研究支持部的學科館員負責開展工作。

　　絕大部分的圖書館員，對順應科研環境巨變而產生的學科競爭力分析、學科前沿分析、科研數據管理、數字人文等創新服務缺乏了解，或不明確應加強哪方面的職業素養和技能來保障學術交流服務的順利開展。長遠看，學術交流核心能力的缺失，不僅不利于館員自身職業生涯的合理規劃，更是圖書館成功打造一批與時俱進優秀人才隊伍的一大障礙。因此，對學術交流館員發展機制進行研究就顯得尤為重要，理應成為當前的研究重點。

　　2學術交流館員相關研究回顧

　　2.1學術交流館員崗位設置分析

　　2006年以來，隨著學術交流環境的不斷變化及對學術交流工作的日益重視，英美國家的高校圖書館紛紛增設學術交流辦公室、學術交流中心等部門，并設置學術交流館員、機構庫館員[2]、數據館員[3]、出版館員[4]等專屬崗位積極探索學術交流服務的新模式。國內學者葉蘭，初景利[2](2010)曾對隸屬于美國ARL(AmericanResearchLibraries)的40所大學圖書館進行調研，發現已有23所圖書館配備了學術交流崗位，崗位設置也從最初的兼職過渡模式逐步向全職崗位發展。我國高校在學術交流服務方面也做出了積極探索。香港科技大學和香港浸會大學安排了專職的學術交流館員來負責持續系統地開展學術交流工作[5]。

　　同時，北京大學構建的開放研究數據平臺、機構知識庫、“數字人文工作坊”;復旦大學的社科數據平臺、上海交通大學的學術成果數據智能管理系統及部分高校提供的學術影響力分析服務等，皆可視為我國圖情界提升科研人員學術和社會影響力的有益嘗試。但仍需看到，2017年起，僅有北京大學、復旦大學、上海交通大學、華東師范大學圖書館在招聘使用數據館員[6]，絕大多數圖書館還未設置專職的學術交流崗位來支撐學術交流服務，足見我國的學術交流服務實踐尚屬于起步階段。

　　2學術交流館員崗位職責和核心能力研究

　　學術交流館員崗位職責和核心能力研究，是近些年學界的研究重點。學者Bonn[7](2014)是較早基于招聘廣告的文本分析視角來研究學術交流技能的學者之一。其后，高冉，楊雪萍[8](2020)、許鑫，張月[9](2021)等國內學者也借鑒此法，來梳理學術交流館員、數據館員的核心素養、崗位職責、技能要求等。另一批學者則采用案例分析法，如朱育曉，任光凌[10](2014)綜合6所美國大學學術交流崗位職責，提出學術交流館員應囊括參與或領導機構知識庫建設、支持圖書館數字出版等八大工作職責，以期為我國圖書館設置相應崗位提供參考。

　　如果上述研究成果僅代表學者們的個人觀點，那么2017年8月，NorthAmericanSerialInterestGroup(NASIG)的執行委員會批準通過的《NASIG學術交流圖書館員核心能力》(NASIGCoreCompetenciesforScholarlyCommunicationLibrarians)，則從行業標準視角明確了學術交流館員的基本技能需求和知識結構[11]，并于2020年10月1日完成《核心能力》的新修訂。其指出學術交流館員的職責范圍伴隨著學術交流體系的更新變得更為寬泛，應涵蓋機構知識庫管理、出版服務、版權服務、數據管理服務、學術評估和影響力分析這五大核心領域。

　　職責的明晰化同時對學術交流館員的綜合素質提出了明確要求，不僅需具備團隊合作意識、協同溝通技巧、富有激情、適應多變環境、健談這些學術交流基本素養，還需涵蓋背景知識、技術技能、擴展和指導技能、團隊協作能力4大核心能力[12]。此外，一些圖書館戰略規劃和圖情界學者，將近些年欣欣向榮的數字人文領域納入到學術交流服務體系中。

　　《LIBER歐洲戰略(2018-2022)：數字時代，圖書館推動知識可持續發展》戰略文件，將支持研究的數字化開放服務視為學術圖書館2018-2022年的重點關注領域，其強調數字文化遺產和數字人文學科將印刷品、數字館藏和圖書館服務有機結合[13]。高冉，楊雪萍[9](2020)搜集了2017年與學術交流工作相關的招聘信息，通過詞頻分析法，發現digitalhumanities被提到了7次;孟祥保[14](2018)則指出，國外高校圖書館發展成型的數字人文支持服務作為科研服務集成化、知識化的具體表現，已然成為圖書館深度知識服務內容之一�？梢�，數字人文在融入學術交流、促進知識發現、知識共享和融通方面發揮著不容小覷的作用，正以勢不可擋的趨勢成為學術交流服務的又一生長點。

　　2.3學術交流館員素養提升策略研究

　　在知識流通如此便捷的時代，國外學術交流館員，正引領著科研人員向更廣泛更多元的群體進行學術傳播和價值轉換。因此，國內應如何制定契合學術交流服務需求的人才培養體系，理應成為當前的研究重點。

　　但目前我國以學術交流館員技能培訓、發展機制為主題的研究文獻并不多見。趙惠芳，鄭江平[15](2019)考察了劍橋大學、俄勒岡州立大學、明尼蘇達大學和東伊利諾伊大學4所圖書館的學術交流館員培訓實踐案例，認為我國高校應開展環境掃描、制定科學的培訓計劃、基于科學研究全過程來構建多層次的培訓體系等。張璐，盛興軍[16](2020)、諶愛容[17](2018)則借鑒國外數據館員培訓典型案例，探討加強數據館員能力提升和交流協作的可行路徑。

　　其余文獻僅在策略或啟示部分給出簡短的提升建議，如應注重學術交流服務館員的培養與選聘[7];在圖情學院的課程體系中考慮開設學術交流課程，以應對就業市場的需求[6]。綜上所述，現階段我國學術交流相關理論及實踐研究仍處于探索階段，研究成果大多選取美國大學圖書館作為宏觀考察視角，缺乏對具體大學學術交流館員培訓體系全面且系統的分析論述。

　　筆者經過調研發現，英國高校圖書館，如劍橋大學和謝菲爾德大學圖書館，也普遍設立了學術交流館員，且具備較為成熟的館員發展體系。鑒于此，本研究以英國劍橋大學學術交流館員發展機制為典型案例，挖掘適宜于我國本土的優秀經驗，以期為我國設置學術交流崗位及制定發展機制提供參考與借鑒。

　　3學術交流館員崗位設置的理論依據

　　3.1學術交流館員是實現“知識交流論”的雙向紐帶

　　20世紀80年代，我國圖情界學者宓浩和黃純元基于傳播學的“交流”視角，提出了著名的“知識交流論”。他們認為“圖書館活動的本質應該是社會知識交流”，“社會的知識發展和知識交流的規模，決定了當時的社會知識交流實體——圖書館活動的內容和形式”[18]�，F今，以圖書和期刊為核心的傳統學術交流模式，在國內仍占據主導地位。出版商持有大量學術資源的壟斷權，其逐利本質導致圖書館和個人只能通過支付高額的訂購費來獲取學術信息資源，這大大阻礙了知識交流。

　　圖書館為滿足知識交流的社會需要，日益推行的開放獲取、數字出版、機構知識庫等新型學術交流服務，拓寬了學術信息交流渠道，促使圖書館從單純的資源存儲中心轉變成知識內容的創造方，恰恰詮釋了知識交流論中對于圖書館活動本質的觀點。自此，圖書館進一步融入學術交流體系，以更加開放的思想打破資源壁壘，促進學術成果的開放獲取和快速傳播[19]。

　　同時，知識交流論強調主體間的雙向互動交流。學術交流館員作為知識交流活動的重要參與方，是圖書館引導用戶走向開放的科學研究的向導和橋梁[4]，也是實現圖書館和師生間雙向交流的紐帶。其以師生學術交流需求為導向，追蹤業界動態，并在溝通協作中合力消弭誤解，消除技術鴻溝，最大化地實現學術資源共享及傳播。

　　立體展現了學術交流館員和師生如何通過學術資源、服務平臺、學術社群平臺的互動，將基于情報分析、數據管理、機構知識庫及學術出版、學術成果評估及影響力分析、數字人文這5大貫穿科研全生命周期的學術交流環節統一起來，促進知識積累、創新及成果轉化，最終實現知識交流效率的提升。

　　3.2學術交流館員是實現“知識地圖”理論構想的有力支撐者

　　新的學術交流生態，對高校圖書館提出了新的要求，即對知識的更深層挖掘，對跨學科領域研究的可行性分析，對數據、文獻，對知識產權、專利分析的深層理解，以及對各種信息資源、數據的分析研究工具支撐等[17]。英國的情報學家布魯克斯曾提出“知識地圖”這一天才構想，他通過關系索引把由目錄耦合與同被引關系確立的文獻網絡變成由知識單元直接聯系的概念網，使知識體系從外部宏觀結構變成內部微觀結構。在知識地圖上，每個知識單元都將成為一個節點，通過相應的關系與其他的節點鏈接，形成一個有機整體[20]�？v觀當下，基于元數據的數字圖書館建設，正是踐行知識地圖理論的早期版本。

　　在大數據環境下，數字人文平臺建設、全文特藏庫建設、情報分析服務，將文獻知識庫中各類微小的知識單元(本體)進行有序化組織，統計分析對象也從文獻深入到了語詞文本、社會關系、時空關系乃至經過模型化之后的各類關系，因此圖書館要提供基于知識的服務，就需要在數字圖書館的基礎上不斷提升水平，包括提升資源加工的語義化水平和提供分析統計及可視化工具[21]。學術交流館員具有天然的理論及技術優勢，對數據、文獻具有敏銳的捕捉分析能力，不僅具備較強的知識獲取及知識應用能力，學術交流服務過程中涉及的文獻計量方法、可視化分析工具、知識圖譜構建工具、數字人文理論、方法和技術皆是其需要掌握并靈活應用的必備技能。足見，學術交流館員為實現真正意義上的“知識地圖”給予了強有力的人才支撐。

　　4劍橋大學學術交流館員培訓項目概況

　　4.1劍橋大學學術交流辦公室的館員培訓計劃

　　劍橋大學圖書館系統是一個由100多座圖書館組成的龐大服務體系。作為館藏資源最為豐富的劍橋大學圖書館總館(CambridgeUniversityLibrary)，下設學術交流辦公室(TheOfficeofScholarlyCommunication，OSC)。OSC在遵守開放獲取和科研數據政策的原則下，與科研支持館員緊密合作，共同為科研人員、行政人員和館員培訓提供相關支持和學術交流服務。同時，OSC充分發揮得天獨厚的學術交流師資優勢，為劍橋大學的所有圖書館員開設了21世紀研究者支持計劃、研究支持大使計劃兩種培訓方案。

　　4.1.121世紀研究者支持計劃(SupportingResearchersinthe21stCenturyProgramme)

　　“21世紀研究者支持計劃”是面向全體劍橋大學圖書館員開展的培訓項目，致力于通過全年不間斷的培訓服務，最大化地發揮學術交流館員服務潛能。該項目主要采取5種方式實施培訓[22]：

　�、懦Ｒ幣嘤栱椖俊０�含線下培訓及日趨豐富的網絡在線課程。培訓主題涉及開放獲取、研究指標、數據管理、開放許可、元數據和演講技能等。⑵“3分鐘研究”系列短視頻(Researchin3Minutes)。網站借助一系列短視頻來幫助館員加深對學術交流各核心概念的理解，如出版物生命周期、數據挖掘、研究數據管理等。⑶發布《研究支持便攜指南》(ResearchSupportHandyGuides)。精心制作了一系列圍繞出版物、數據管理、開放獲取、版權、計量指標、促進研究這6大學術交流關鍵主題的紙質指導手冊，同步提供易于獲取的PDF和WORD版本。已出版《如何識別掠奪性出版商》《制定數據管理計劃》等13份主題指南。⑷星期三網絡研討會(WednesdayWebinars)。

　　每月第三個周三，圖書館都會如期召集館員參與網絡研討會，總結學術交流服務過程中面臨的問題，共同商討走出困境的對策及方法。⑸播客(OSCPodcast)。星期三網絡研討會和部分在線課程會同步制作成播客。學習者可隨時登陸AnchorFM、Breaker、GooglePodcasts等流媒體平臺收聽節目，跟蹤培訓動態。

　　4.1.2研究支持大使計劃(ResearchSupportAmbassadorProgramme)

　　“研究支持大使計劃”始于2015年，專門為劍橋大學學術交流館員量身定制。2016年該項目通過短期集中式的培訓，通過學術交流核心知識教學研討會、小組實踐成果展示、演說等技能提升課程[23]，發展參與者在學術交流服務中的研究支持技能。為了提升該課程的影響力和受眾面，目前課程正以公開資源的方式進行共享傳播，全世界的圖書館員和研究者，均可通過網絡免費獲取，進行交互式在線學習。

　　4.2劍橋大學圖書館員工學習與發展項目(CambridgeUniversityLibraryStaffLearningandDevelopmentTraining)

　　這是由劍橋大學圖書館總館舉辦的各類短期課程計劃。培訓主題多元，緊密圍繞圖書館的基本業務，設立新館員入職培訓工作室、讀者服務工作室、國際圖像互操作性框架(IIIF)研習班，同時提供學術出版、編目、數字資源保存等相關的主題課程。圖書館的學術交流服務離不開團隊的交流與協作，此項目注重新業態下館員綜合能力素養的培養，開展諸如項目管理、時間管理，團隊組建、領導力發展相關課程[24]。

　　4.3培訓中的圖書館員(LibrariansinTraining，LIT)

　　該計劃集合了校內外專家團隊，打造免費精品課程和付費課程，共同推動劍橋大學館員隊伍的專業化建設。主題關注圖書館業務流程的各個環節，涵蓋圖書館價值研究、信息素養培訓、圖書館管理、元數據/編目、閱讀推廣、研究方法、館員技能、教學技能、技術支持、用戶體驗這10大主題[25]。

　　4.4數字人文培訓項目

　　設于劍橋大學圖書館總館內的劍橋大學數字人文中心(CambridgeDigitalHumanities，CDH)，創建于2017年。近年來，CDH參與了100多項重大數字人文項目，并憑借在數字人文領域的實踐積累，一方面為校內提供高水平的數字人文項目孵化建議和研究支持服務;另一方面CDH也利用不定期的研修班、小組討論、團隊合作、動手實踐等多種方式，圍繞數字人文研究的基本理論、方法和工具，面向校內外開辦多樣化的數字人文培訓項目。已開展的數字人文研究方法和技能培訓，主要包含CDH基礎(CDHBasics)、CDH方法研討會(CDHMethodsWorkshops)、劍橋文化遺產數據學校(CulturalHeritageDataSchool)、社交數據學校(CDHSocialDataSchool)等。學術交流館員將從中掌握從數據采集、知識重組、數據存儲到知識服務的全流程方法，并融合科研數據管理知識，為數字人文的數字化采集、數據管理、數據分析方面作出應有貢獻。

　　5劍橋大學學術交流館員發展機制特點

　　5.1圖書館戰略規劃注重學術交流服務及人才培養

　　圖書館戰略規劃的使命與愿景，能清晰反映出圖書館的重點服務領域及發展方向。20世紀60年代，國外圖書館戰略規劃開始得到重視，至今已趨于成熟并走向深入[26]。在劍橋大學圖書館總館制定的十大戰略計劃(2015-2018)中，有四大戰略涉及到學術交流服務，體現出學術交流工作的核心地位。

　　具體為[27]：⑴將通過圖書館的學術交流辦公室，最大化提升劍橋大學研究成果的知名度和影響力;⑵尋求合作伙伴，增進交流溝通，攜手傳播和保存劍橋大學的研究成果;⑶擴展和整合附屬圖書館網絡，提供最高水平的教學和科研支持服務標準;⑷與學術伙伴合作，推進數字人文科學。劍橋大學的學術交流服務雖然貫穿于整個科研生命周期，但幫助科研人員融入全球學術共同體，促進同學科、同行業及跨領域專家間的學術成果分享和交流，提升科研成果的學術聲譽和社會聲譽，一直是圖書館的重中之重。

　　劍橋大學醫學圖書館，將員工的可持續發展目標和具體實施舉措寫入了《戰略與目標計劃(2018-2021)》，其將培養積極進取、知識淵博和高技能員工視為實現圖書館愿景的重要途徑之一。同時，劍橋大學專設“個人和專業發展部”(PersonalandProfessionalDevelopment，PPD)，負責全局性謀劃管理職業生涯，設計職業發展路徑。已穩步推進的“員工評估和發展計劃”(StaffReviewandDevelopment，SRD)為學術交流館員的個人目標設定、培訓需求分析和培訓方案落地提供了制度保障[28]，對深入挖掘其服務潛能和技術潛能，實現圖書館學術交流核心戰略目標具有重大意義。

　　5.2構建跨部門、立體化、多維度的培訓發展模式

　　學術交流館員需要隨時應對學術環境的快速變化，不僅要對現有研究前沿、研究動態和學術交流相關事宜保持高度的敏感度，也須處理多項度的人際關系，與科研人員、圖書館同事或跨部門合作開展服務。劍橋大學多部門為學術交流館員的綜合技能提升、崗位調整提供了豐富的課程支持和職業發展路徑，形成了跨部門、立體化、多維度的培訓發展模式。

　　5.2.1重視學術交流館員軟硬技能的綜合培養

　　劍橋大學圖書館重視學術交流館員專業領域知識、新型技術應用能力和軟技能的培養和潛能開發，以構建其核心競爭力。⑴專業領域知識。學術交流辦公室、數字人文研究中心和“培訓中的圖書館”項目側重于教授數據管理、開放獲取、數字保存、影響力評價、數字人文這類學術交流領域的“硬知識”。⑵新型技術應用能力。大學信息服務IT培訓部(UniversityInformationServiceITtraining)，為學術交流館員提供如數據分析、文獻管理、軟件開發等工具應用的培訓課程，以助其在大數據、智慧化環境下驅動圖書館創新發展。⑶軟技能。劍橋大學的人力資源部、個人和專業發展部則在發展員工的溝通協作、語言表達、管理能力這些“軟技能”方面著力，提供通用技能課程，支持學術交流館員的可持續發展。

　　5.2.2實行“員工評估和發展計劃”，確保職業生涯規劃具有指導性

　　規劃和發展個人職業是一項持續發展的過程。劍橋大學特此制定“員工評估和發展計劃”(SRD)，并確定了全校教職工的考核框架。基于此，學術交流館員每年至少一次與上級主管進行一對一的正式討論面談，并通過填寫評估表，實現以下目標[29]：⑴對近一年的學術交流工作進行積極和富有建設性的雙向評估;⑵一同展望未來，并就一項具體工作計劃達成共識;⑶探討當前角色和今后職業發展所需的個人培訓計劃;⑷識別影響工作效率的障礙或困難;⑸尋求一種既可滿足個人職業發展需求，又可實現大學整體目標的方法。SRD確保學術交流館員對自身的工作職責有清晰的認識，并定期獲得一個向優秀同事尋求幫助的機會，有效避免了自我職業生涯規劃的茫然。

　　6對我國學術交流館員發展機制的借鑒

　　6.1制定圖書館學術交流戰略規劃方向，設置專職學術交流崗位自2009年起，我國圖書館戰略規劃才受到更多學者的關注。國內大學圖書館多配合國家的五年發展規劃，來謀劃圖書館未來五年或更長時間的發展之路。大部分圖書館仍將服務重點局限于文獻資源建設、閱讀推廣、信息素養教育等傳統服務類型，而忽略了學術交流服務對圖書館的重要戰略意義。王宇等(2020)提出當今圖書館需致力于新的十種能力，即知識組織、嵌入式服務、知識咨詢、數據管理與服務、開放獲取資源與服務、知識發現、泛信息素養教育、圖書館出版與出版服務、智庫研究與服務、智能圖書館與智慧服務等[34]。由此可見，在新學術交流背景下，高校圖書館迫切需要在制定戰略規劃時，將一些切實可行的學術交流服務囊括在內。

　　一方面，需要從制度上明確學術交流服務的開展方式。我國高校圖書館應積極主動地參與到學術交流中，在基本的查收查引、查新服務基礎上，逐步引入科研數據管理、機構知識庫建設及科研影響力評價等新興服務模式。鼓勵搭建以圖書館為交流中心的機構知識庫、科研成果平臺、數字人文平臺等，吸引各領域專家學者參與合作共建。

　　另一方面，統籌推進人才隊伍建設，將館員的發展提升進行建制性規劃。OSC將19位專業服務館員劃分成學術交流辦公室小組、開放研究系統小組、REF小組、開放獲取小組和科研數據管理小組，各小組均配備主管統籌管理。我國高校圖書館可借鑒劍橋大學的崗位設置，基于本館人才結構、科研支持服務水平及師生需求，重新調整學科館員的工作職責，設置專職或兼職的學術交流館員，或進一步細分開放獲取館員、機構庫館員、數字人文館員、數據館員等。有條件的圖書館可組建學術交流部或學術交流協作小組，由專門團隊來規劃、實施及評估學術交流服務的開展情況。

　　6.2頂層設計詳細完善的培訓發展機制

　　館員知識儲備的深度和廣度決定了圖書館的服務能力和效果。我國部分圖書館通過戰略規劃的頂層設計與具體方案的出臺制定，加速館員業務素養和學術交流素養的提升。北京大學圖書館設立了人事與館員發展辦公室，專門負責館員培訓的總體規劃;上海交通大學、山東大學、武漢大學陸續在圖書館網站上開辟了館員培訓專區;此外，據郭淑艷等[35]2018年所做調查，有30家雙一流高校圖書館制定了館員素養培訓計劃。

　　山東大學、浙江大學也分別于2019年初、2019年6月制定了《山東大學圖書館館員能力提升專項方案》、《浙江大學圖書館分層次人才培養與發展方案》;上海交通大學圖書館制定的館員素養培訓計劃，將培訓對象區分為全體館員、面向讀者的一線館員、咨詢館員與學科館員、服務支持館員、新進館員等類型。但仍需看到，國內大多數圖書館的館員培訓意識薄弱，制定的圖書館戰略規劃中對于館員培訓的內容較為模糊，未根據崗位區分培訓對象，未對培訓內容框架、培訓時長頻次、專家團隊進行具體規劃，導致館員培訓不成體系，成效不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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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唐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