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文發表“礦難頻發”的法律思考 推薦本站優秀期刊《政治與法律》，《政治與法律》是上海社會科學院主管、上海社會科學院法學研究所主辦的，把政治學和法學融于一爐、以法學為主的理論刊物。是我國改革開放之后最早公開發行的政法類期刊。

　　摘要:從經濟學的角度出發,把煤礦礦難的當事人看成理性的“經濟人”,就不難看出礦難是當事人追逐利益及監管失靈的結果。企業追求利益最大化本無可厚非,但頻發的礦難、大量生產的“血煤”,已給生者敲響了警鐘。預防礦難發生,就要加大對違規、違法礦主的懲罰力度,加強對煤礦企業的嚴格監管,嚴懲煤礦事故背后的腐敗。

　　關鍵詞:論文發表,礦難,頻發,法律思考

　　1 煤炭安全生產的嚴峻形勢

　　長期以來,我國的煤炭生產的安全形勢一直較為嚴峻。從1992年到2001年的十年之間,我國每百萬噸煤死亡率為4.99,同一指標,印度為0.5,美國為0.04。據我國安全生產監管總局的統計資料顯示,2004年我國煤炭事故死亡人數6027人,當年我國煤炭產量占世界煤炭總產量的35%,而礦難死亡人數卻占世界死亡人數的80%。同時,百萬噸死亡率為3.07,是世界平均水平的100倍。[1]2006年,雖然全國煤礦事故死亡人數為4746人,同比下降20.1%,三十年來首次降到4800人以下,但仍在世界各國“名列前茅”。[2]為了防止礦難頻發,國家先后采取了一系列的措施來加強對煤礦的監管,如在2005年將原屬于各省的煤炭管理局升格為部級單位,由國務院實行垂直管理;同時,國家和各產煤省份還分別制定出臺了多項整頓煤礦的措施、條例等。但從當前重大惡性礦難仍頻頻發生的現實來看,收效甚微。

　　2 礦難頻發的原因

　　客觀的看,采煤是高危行業,稍有麻痹或松懈就可能導致安全事故的發生,任何國家都無法絕對避免礦難的發生。在我國,礦難發生的原因更是復雜多樣的,既有機械化程度低、安全技術與裝備水平不高、從業人員安全素質低、地質環境惡劣等因素,也有違法開采、違章操作、監管不力等問題,但究其根本原因,還是由于當事人瘋狂追求利益的結果。

　　一般情況下,礦難的發生都有三個基本當事人:礦主、礦工和監管者。應當承認,在礦難發生之前,礦主和礦工多是通過自由契約結合在一起的,而二者形成契約關系的原因在于對各自利益的追求,因此,必須首先把礦難的當事人看成理性的“經濟人”,這就意味著所有的當事人以盡可能低的成本投入獲取盡可能高的經濟利益。

　　2.1 礦難是當事人追逐利益的結果。

　　對礦主來說,以最小的成本追逐最大的利益是理性的。要實現利潤最大化的目標就應該以更少的付出成本獲得更多的收益,這種利益取向本無可厚非。但是,如果礦主為追求利益最大化,認為減少對安全設備的投資,放棄對礦工的操作技能及安全培訓就是嚴重的違法行為了。目前,我國不少礦井的礦工既缺少必要的安全技能知識,又不得不在設備極其簡陋的井下作業。加上近年來煤炭市場供求失衡,使煤炭價格居高不下,利潤不斷攀升,更刺激了礦主的利欲:一個年產30萬噸的煤窯,在2004年的純收入可以達到5000萬元,日均十余萬——一個小煤窯一年內就可以造就一個千萬富翁。[3]豐厚的回報,使企業超產沖動強烈,煤礦普遍存在超能力、高負荷生產,特別是群發性非法開采,違法、違規生產現象嚴重,使本已非常脆弱的煤礦的安全生產環境更趨惡化。從主觀上講,所有的礦主并不希望礦工死亡,甚至很害怕礦工死亡,惡性的礦難意味著他們將蒙受巨大的經濟損失,甚至要面臨法律的制裁。然而,現實的暴利和潛在的風險的對比,常常會使礦主鋌而走險。

　　對礦工而言,以盡可能少的勞動獲得盡可能多的報酬也是理性的。要實現利潤最大化的目標,就應該以更少的勞動付出獲得更多的報酬。然而,在計價工資的背景下,工人的偷懶行為被有效的抑制了。由于一方面工人想賺到更多的錢,另一方面礦主為了盡可能在煤炭行情較好時多產煤,多賺錢,就會逼迫工人違章、冒險下井。已發生的多起礦難事故中,盡管工人已提前發現了事故隱患,但多數還是冒險下井或被逼下井,最終導致災難的發生。必須指出的是,由于礦工,尤其是其中的農民工生活一般處于貧苦狀態,甚至面臨“不下井就餓死”的境地,對于他們來說,只要能獲得“高額”報酬,就下井挖煤。在高風險下追逐利益的行為,實際是由于生活所迫而做出的無奈的選擇,這也顯示出我國農民工令人堪憂的生活和工作境況。

　　2.2 礦難是當事人監管失靈的結果。

　　在現實世界里,人都是有機會主義傾向的,礦主和礦工也不例外。礦主的機會主義傾向既可以表現在盡量減少成本,比如減少對煤礦的安全投入,也可以表現在有高度風險的情況下仍逼迫礦工下井采煤;礦工的機會主義傾向既可能表現為偷懶,也可能表現為在高風險時仍然工作。而不容忽視的是,礦工很難組織起來依靠團體的力量與礦主抗衡。從礦工、礦主雙方的力量對比來看,對于礦工,尤其是接近于無限供給的農民工而言,集體行動的邏輯必然導致人多力量小,人人都想“搭便車”,組織難度太大;而且礦主勢力太強,雙方根本就沒有對話的基礎。在此背景下,礦難就易發生,這種狀況的存在顯然不能為社會所容許,這時就需要額外的外在機制,即監管者發揮監管作用,遏制和避免礦難的發生。但必須注意的是,盡管被政府賦予監管的職責,監管者也是理性的“經濟人”,他們既要追求職位所獲得的收入,也要追求“權力租金”,尤其是當權利租金大到監管者“難以抗拒”時。至此,官煤勾結才會出現,從而導致監管無法順利進行。我國煤炭行業事實上已經出現了監管失靈,目前的監管失靈主要有以下三個特點:

　　2.2.1 一些地方領導為了發展地方經濟或者提高“政績”,而有意放松監管或監管措施不得力。以山西省的采煤大戶金業煤焦化集團為例,2003年,2004年該集團分別上繳稅費1.34億元和1.81億元,在整個山西省的民營企業中僅次于“鋼鐵大王”海鑫集團。對這樣的企業,地方政府官員常常難以實施真正有效的監管,因為嚴格監管了這樣的企業,就等于“打擊”地方政府的財政收入。而在2004年8月7日的廣東大興礦難發生前,大興煤礦董事長曾云高因對地方經濟“貢獻突出”,當選為梅州市和興寧市的兩級人大代表。[4]事實證明:讓財力高度緊張的地方政府對此類的企業實施真正意義上的監管,實際上是很難行的通的。

　　2.2.2 監管者為了一己私利,放棄監管,甚至阻撓他人去監管。在利益驅動下,一些地方政府官員(包括部分監管者)直接或間接參與煤礦經營或者與礦主勾結從中牟利,如以個人或他人名義入股辦礦或獲得“干股”,謀取非法利益;自辦煤礦或違法違規支持其親屬辦礦,非法牟取暴利;為煤礦企業辦理采礦許可證、生產許可證、安全許可證等各種證照的過程中收取賄賂;給煤礦違法生產經營中充當保護傘,獲得私利;在事故報告調查處理過程中包庇、袒護、瞞報、逃避懲治處理等。[5]如此官商勾結,久而久之形成了一個“利益鏈”,使安全檢查、調查、追查等行政手段形同虛設。

　　2.2.3 一些監管者由于信息不對稱或迫于各方面壓力,無法正常監管。從當前的情況來看,監管者的級別越高,進行正常監管的意愿越強。但監管者的級別越高,就與基層的距離越遠,對基層的信息掌握的就越不及時,有效監管就越難以實施。筆者不否認一部分基層監管者出于職業道德和社會責任感,也希望能對違規采煤等實施有效的監管。但是,當上級部門或者其他社會力量出于地方經濟發展的需求,亦或關系到私人利益時,對其施壓甚至直接放棄、阻撓其監管時,監管往往難以正常、有效的進行。

　　3 預防“礦難頻發”的對策與建議

　　正是由于礦主對利益的瘋狂追逐和監管失靈,才造成了我國礦難的頻頻發生。礦難頻發,既不是我們的技術不先進,也不是相關制度缺失,而是礦主、地方政府為了追求各自的利益而不惜漠視礦工的生命。以致礦難發生后,常常以“礦主賺錢,礦工受難,政府買單”收場,最終承擔損失的是國家和社會。筆者認為,防止礦難,應以預防為主,可采取以下有效措施:

　　3.1 加大“黑心礦主”的違法成本。

　　面對頻發的礦難,應大幅度的提高對遇難礦工的賠償金額及對礦主的罰款金額,要使礦主的違法成本比其合規經營使得不償失。然而,我國對遇難礦工的賠償制度卻會助長礦主的機會主義傾向。目前,對遇難礦工的賠償額是每人20萬元,而這區區20萬元,對煤礦而言,停產一天的損失遠遠高于這個數目;礦難發生后,對違規礦主的罰款金額也只有數十萬元。而且礦難是否發生,發生后能否被發現,被發現了是否被處罰都存在諸多人為干擾因素;再加上長期的能源緊張、煤炭市場行情不斷上漲,都足以讓礦主心存僥幸而冒險。因此,必須建立一套科學嚴謹,行之有效地礦難處罰機制。20世紀50年代,美國也曾礦難不斷,后來,美國政府采取了一項讓煤礦“死不起人”的措施:既要求礦主開礦前先交納足夠的事故處理保證金,同時又規定每死亡一個礦工要賠付數十萬甚至上百萬美元。從而迫使大小礦主開始“以人為本”,珍惜礦工生命,時至今日,美國的采礦死亡率仍遠遠低于世界平均水平。美國的成功經驗,可資借鑒。

　　3.2 懲治礦難背后的腐敗必須法律化、制度化。

　　礦難頻發的原因,表面上看是礦主“心太黑”,認錢不認人;礦工“命太賤”,要錢不要命,但從根本上說是腐敗助長了頻發的礦難。腐敗的推波助瀾,使一切煤礦安全生產的規章制度都名存實亡。治標須治本,預防礦難,必須正本清源:第一,地方政府或其官員直接或間接的參與煤礦經營活動的禁止性規定要法律化、制度化。第二,提高我國政治發展水平,使政府行為受到法律約束,預防和避免政府官員通過“權力尋租”為自己謀取不正當利益。第三,完善法律體系,嚴格監管制度,建立一套合理高效的監管體系,并修改現行煤礦法規,使其更具針對性和操作性。第四,陽光是最后的防腐劑,強制推行“官員家庭(個人)財產申報”制度,發動社會監督力量。

　　3.3 嚴格實施市場準入制度。

　　在管理上應強制要求煤礦達到一定安全投入和安全標準才能生產,并且事先要交納高額的事故處理保證金。國家安全生產監督管理總局已規定,從2006年1月1日起,煤炭企業必須以法人名義將一定資金專戶存儲,根據產能存儲60萬至600萬。[6]事實證明,事前的強制措施,能夠有效的提升從業風險,進而提高整個煤炭行業的安全生產水平,維護礦工的基本人權。同時,還應強化開采前“準入門檻”的把關與開采中安全生產的監控。

　　3.4 保證新聞媒體的輿論監督權。

　　所有大礦難的背后,幾乎無一例外的存在著官員的違法犯罪現象。因此,對監管官員進行有效的監督是極為必要的,但是,內在的監督機制更需要外在的約束和監督。近年來的一系列礦難,都是大眾媒體首先揭露出來的。所以,新聞輿論監督對于幫助有關部門及時發現問題和解決問題,發揮著不可替代的作用。對此,政府和社會應大力支持新聞媒體對權利的監督。

　　參考文獻

　　[1]何清漣.現代化的陷阱[M],北京:今日中國出版社,2004

　　[2]中國煤網.(2007-01-15)http://www.coal.com.cn

　　[3]李增泉.激勵機制與企業績效[J],會計研究,2001

　　[4]陳樹文,劉念貧.上市高新技術企業高管人員持股與企業績效關系實證分析[J],科學與科學技術管理,2006(2)

　　[5]袁國良,王懷芳.上市公司股權激勵的實證分析及其相關問題[M],北京:中國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0

　　[6]魏剛.高級管理層激勵與上市公司績效[J],200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