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如生產力發展格局不平衡，不充分一樣，農村法治文明的發展也具有時空不平衡性。下面文章就針對農村地區的不同社會結構分化與法律矛盾關系中的法律矛盾進行研究，提出我們要因時制宜、因地制宜，通過扶貧、普法、對口法治支援、發掘本土公序良俗、規則置換、教育與懲罰示范相結合、法治與德治相結合等方式，將農村法治文明建設作為重點研究內容。

　　[關鍵詞]傳統鄉村,社會治理,法治規則

　　基層傳統鄉村法律糾紛的解決機制應有效立足我國當時當代實踐，牢固樹立問題導向意識，注重一般規律與具體實踐相結合，發掘與匯總基層鄉村本土社會治理經驗智慧，有效調動村集體成員解決包括鄉村法律糾紛在內的人民內部矛盾的積極性與首創性，把鄉土文化與現代法治文明結合起來，創新性綜合運用調解、和解、審判等糾紛解決機制，為有效防范和化解農村基層矛盾，保障社會主義建設事業全局總結基層智慧、提供基層方案、貢獻基層力量。

　　1 傳統鄉村社會分化樣態對法律矛盾影響的類型

　　經濟是社會變革的基礎推動力量，隨著我國市場經濟體制的建立與深度發展，許多地區社會文化結構也經歷深刻變革，總體而言經歷了由傳統向現代的演進，然而由于目前我國社會經濟發展水平具有不平衡、不充分性，地區差異顯著等特點，因而傳統鄉村也呈現分化狀態，既包括同一時間維度下，不同地區鄉村的分化，也包括同一鄉村地區內部結構的分化，當然如果從縱向維度來看，也包括同一鄉村不同時間軸層面的演進與分化。不同分化模式最為直接的影響體現在群落成員的行為模式與觀念預期等方面，從一定意義上講，發生在鄉村地區的很多法律糾紛其實也是不同法律文化背景的對撞與縮影。

　　1.1 不同地區鄉村分化與勞力流入地法律矛盾

　　自從我國建立市場經濟體制以來，農村傳統人與地的固定依附關系被逐漸打破，以前自給自足的鄉村小農經濟在遭遇市場經濟沖擊后，必然擺脫不了逐步瓦解的命運，若干農村居民不再從以往具體的農產品中獲得相對固定與低廉對價的村集體成員，而是成為提供勞動力這種新式抽象產品的流動居民。

　　由于雇主普遍強調包括住宿在內的用工成本控制，新建項目往往又集中在城郊，而這些地區事實上也屬于都市化擴展之前的“村”，所以與其說有些農民工是在傳統鄉村與現代都市之間穿梭，還不如說他們在傳統鄉村與現代化邊緣的鄉村間跨越。由于這些農民工瞬間從傳統鄉村人地一體模式下的習慣化樸素熟人社會，穿梭至以規則和效益支配的陌生人社會，人與人之間原本相對固定的社會網絡被逐步撕裂，由缺乏歸屬感、臨時起意與相對貧困引起的激情犯罪成為可能，而這類外來人口聚集的城中村及邊緣郊區也成為社會治安綜合治理的難點甚至盲點地區。

　　因城鄉二元化結構的長期存在與疏漏，以及法律疏漏形成的歷史慣性，進城農民工勞動權益保障問題一直倍受社會各界關注。雖然我國刑法已將惡意欠薪入罪，但依然有相當多的雇主法律意識和人權意識淡薄，寧愿冒著最后被法院列為老賴登上黑名單的危險豪賭一把，也不愿為那些游蕩在現代城市文明與傳統樸素鄉村邊緣的勞動者的合法權益買單。如果用犯罪學與經濟學基本理論來闡釋，那么“犯罪黑數”與“機會成本”就成為表征一些雇主鋌而走險的深層心理動因的專有名詞。此外，由于現代訴訟機制專業性帶給農民工的隔閡、行政權力的繁冗性以及訴訟爆炸對法院帶來的辦案壓力進而導致的維權時差，農民工又產生了與都市權力體系的法律矛盾，各種行政訴訟、越級上訴、涉法上訪、城管暴力執法等事件就是這些法律矛盾的集中寫照。

　　1.2 同一鄉村內部結構分化帶來的法律矛盾

　　作為傳統鄉村地區最基礎的生產與生活資料，土地扮演著重要角色，村民因“地”而結成統一生產單位，也因“地”而產生相鄰生活關系，更因“地”而形成相對固定封閉的文化心理與行為模式。然而由于城市基建擴展、工礦企業發展、外出學習與務工等新興生活產生方式的沖擊，以及建立在不同生產方式基礎上之“人”的回流與沖擊，以往相對單調而統一的同一鄉村內部結構也開始出現微妙變化，以物權法為代表的堅持“一物一權、物權法定”原則，保障公民個人私權的法律體系逐步誕生與完備，更喚醒了以往強調“大集體”與“隱忍”的村民私權意識覺醒，農村通風、排水、采光、噪音、通氣等相鄰權糾紛空前增多，因不滿傳統“男尊女卑”思想而引發的男女后輩繼承權與撫養義務糾紛等家庭矛盾也空前增多，同時“炒房熱”與“炒地熱”等因素誘惑，因農村違章基建、違規用地等情況引發的法律糾紛也空前增多。以上現象及其特征表明，同一鄉村內部結構分化所表現出的法律矛盾，正在從內部逐步裂解著傳統鄉村相對單一的社會文化心理氛圍與相對協同一致的傳統生活生產方式，使農村社會逐漸呈現復雜化態勢。

　　更為復雜而深刻的問題是，當鄉村原本傳統生活生產模式下的土地被現代資本重新染色后，農村糾紛的頻度與廣度可能面臨增長的危險。“合陽縣甘井鎮兩同村人為土地畔糾紛鬧上法庭”、“糊涂的‘土地使用證’鄰里為一條路鬧上法庭”這類報道在引發我們對“一尺地”商業價值與社會價值拷問的同時，也不禁令人思考作為權利主體的我們應如何理性看待自身私權，又是哪些原因導致了法律逐步完備但不和諧聲音也呈現多元化趨向的問題?

　　筆者認為，從法的價值與作用角度來看，宣傳、教育、引導、指示、裁決等功能既存在協調統一關系，也存在局部矛盾的可能。具體到民事領域，“公序良俗”“權利不得濫用”等抽象的宣誓性、引導性價值趨向，與“保護私權”“權利平等”“等價有償”等基本規則存在一定錯位可能。

　　就前述合陽寸土糾紛這一案例而言，土地承包經營權作為村民個人的合法民事權利，應該得到法律的尊重與保護，從而從宏觀意義上，彰顯法對農村基本生產生活秩序的確認與保障價值，同時就權利主體的排他性而言，戶主通過起訴譴責越界行為“維權”的方式也無可厚非。但法律不是萬能的，其在社會糾紛解決問題上的作用是有限的，從鄰里關系的安定性與司法糾紛解決機制的成本性角度考慮，寸土必爭甚至一言不合引發的農村相鄰權與農地產權糾紛假如無法獲得妥善處理，很可能遭遇得不償失、因小失大的后果。

　　如果說由于相鄰問題引發的新法律糾紛問題屬于村民之間的外部問題，那么由于“男女平等”“婚姻自由”“繼承權平等”等權利“覺醒”思潮引發的農村家庭糾紛則明顯屬于村民內部問題，以“嫁出去的女兒潑出去的水--老人把180萬拆遷款給兒子，被女兒告上法庭”“男子立口頭遺囑把房子給女兒，去世后兒子不干了”等新聞為例，這類拷問道德、良知與財富觀的農村族員內部法律糾紛更為引人關注，其對家庭這一基本社會生活生產單位的瓦解與破壞后果也更引人擔憂，然而遺憾的是，無論是村民之間的外部相鄰權糾紛還是內部家庭糾紛，都共同暴露了我國傳統鄉村地區文盲率雖然大幅下降，但法盲率卻相對突出的現實，如果將基本的識字能力作為傳統文盲的范疇，那么因為不懂法而導致的法律糾紛則屬于“新文盲”現象。如果以對法的認知層次為劃分標準，法盲即“新文盲”現象又分為價值意義層面的法盲與規范層面的法盲。同一農村地區內部社會文化結構分化導致的法律沖突既涉及因價值層面偏頗而引起的矛盾，又涉及規范層面的不足導致的矛盾。

　　兩者大致呈現階段化特征，一定時期內不能并存，在傳統農村經受法治現代化洗禮的前期階段實現由“不懂法”到初步“懂法”的演進，此時村里內部矛盾多數集中于因不懂法律預設行為規則引起的違法與失范，比如買賣人口、干涉婚姻自由、侮辱誹謗、尋釁滋事等。當傳統農村進入第一階段后，雖然因純粹不懂法導致的違法犯罪情況有所好轉，但較高層次的價值沖突法律爭端卻凸顯出來，比如“寸土必爭”類型的經濟糾紛，此類糾紛中的村民雖然樹立起所有權、使用權、租賃權、處分權、相鄰權等產權法律意識，但卻無法有效擺正維權成本與預期效益、道德與法律、相鄰關系與鄰里和諧、自決與他律糾紛解決機制等關系，存在“私權至上”極端傾向，傳統的睦鄰禮讓道德讓位于兌現概率極低的“征地拆遷，一夜暴發”。

　　1.3 同一鄉村不同時間軸層面的社會演化與法律沖突

　　任何社會文明進步與演化都有其階段性、層次性、遞進性，每個階段的重點任務各不相同，雖然改革者會提前規劃很多藍圖，但在實踐過程中必須堅持矛盾論辯證思想，使社會變革有的放矢，凡事分清輕重急緩，避免“眉毛胡子一把抓”似的倉促推進。尤其在長期以城市文明崛起為中心的現代社會，鄉村往往處于自然地理和人文地理邊緣地帶，其無論在基建還是在人文環境方面都容易滯后于城市體系。我國雖然幅員遼闊但具有生產力發展不平衡與自然地理特征高度復雜的特點，對廣大農村地區的現代變革也并非一蹴而就，這就使得許多農村地區出現了改革的盲區與漏洞區，呈現相對滯后性，許多因保守閉塞而自成一體的思想及行為乃至價值體系長期存在。

　　典型的例子是，在農村宅基地等問題上，雖然國家層面始終堅持一戶一宅基本原則，但由于在監督及管理水平、用人機制等問題上無法全面覆蓋到全部農村或者農村社會生活的全部方面，導致違法用地、違規建設等土地問題大量存在。此外，過去游走在規則與權利夾縫之間的例如自行擴建宅基地、自行加蓋、盲目開荒并自用、私挖地下礦藏、私自截水、私伐林木等問題長期存在，但隨著我國法律體系的完備和農村監督與現代治理體系的深層次覆蓋，過去“無人問津”并被許多村民誤以為“天經地義”的所謂“權利”會遭遇更多的法律危機，而針對任何被“先入為主”的內化甚至“固化”利益進行的規范與制約，必然引發局部沖突。

　　最近幾年，因為有關政府部門出面制止農村違規占地、違規建筑、違法采礦、違法伐木、違規制造與使用爆炸物與獵槍等問題而引起的暴力事件甚至群體性事件凸顯出來，成為影響農村社會穩定發展的高風險因子。“同樣的做法，昨天還沒事，今天卻成了違法”這類言論成為表征同一鄉村不同時間軸層面社會演化與法律沖突的真實寫照。

　　同村不同時間軸層面的社會演化與法律沖突，也表征著一個規則固守與規則替代的問題。通過對比同一村落前后兩種社會治理體系及其相關顯規則與潛規則的抉擇，不難看出，法治的發展何嘗不是一種星火燎原的戰役，既存在溫和感化，也存在攻堅克難。對于當時當地特定歷史情況下的法律問題，我們一般堅持法不溯及既往原則，適時通過政策調整采取溫和感化與利益置換的方式完成規則替代與其背后的生產生活方式轉換，大興安嶺與西南林區等地“從伐木工到護林員的身份變革”就是這類情況的典型體現，然而另外一些情況就更多體現“攻堅克難”色彩，例如非法“倒賣”勞動力或“黑工現象”就有農村地區封建特權等級思想頑固不化的影子，屬于以往惡劣經濟陋習龜縮在一些偏遠落后農村的“遺跡”。

　　被“倒賣”的勞動力從一定程度上表現出對“工頭”、“牽線人”的個人崇拜與依附，幾乎不知道自己已經被現代法治賦予平等的勞動者地位，原有陋習與觀念在這類非法用工模式中扮演著從經濟利益分配到權威管制等諸多規則掌控與實施作用。再如，在一些偏遠或者治安疏漏地區，村霸問題依然存在，只要現代法治無法有效“進村”，當地往往容易形成一個群落領頭者或家族，對村民的生產生活起著支配和干預作用，并承擔一些社會管制與糾紛裁決功能--雖然其干預和裁決往往具有利己性和偏頗性，其理念也多以封建社會那些三綱五常為指導，看似平靜的社會狀態之下其實壓抑著太多表面和諧的“禮讓”。

　　2 傳統農村社會文化結構演變對法律矛盾影響的啟示

　　傳統農村社會文化結構的變遷、地域相對差異以及同一區域內部結構的分化，直接決定法律矛盾的類型、范圍、強度、演化及解紛模式，也從宏觀上生動展示了法作為獨特的社會現象，其發展進程依附于國家經濟發展大背景，具有階段性，同時受地方具體法治實踐中面臨的諸多現實因素制約，而表現出時空不平衡性與相對性等特征，同時也客觀揭示了法的屬性及法治實現的現實路徑。

　　2.1 法的生產力決定性與法的內容及價值相對性

　　生產力是包括法治水平在內的社會文化結構變革的根本動因，也在具體維度上決定了人的欲望與需求，但生產力發展后并不必然意味著法治會自我實現，生產力發展越快，如果法治滯后，則社會矛盾就可能愈發凸顯。因此我們必須發揮主觀能動性，適時發揮法對社會經濟文化發展的引導作用，保持法的穩定性與前瞻性適度統一，彰顯法在國家社會治理體系中的權威、規范、效率等價值。

　　上文提到的“農村控槍”“伐木工變護林員”的例子還給了我們另一重啟示，即法的價值具有相對性與時代局限性，不是一成不變的命題。原本被法所保護或者至少不禁止的價值，隨著社會的發展可能會被修正。法的價值演進及其位階排序，可以幫助我們窺視一國社會經濟文化發展水平。

　　同時，法作為一種規則與價值體系，既是抽象的，更是具體的，不存在所謂的“普世價值”，法作為與一國特定民族歷史文化傳統相結合的治理體系，必須優先側重本國實踐，從具體國情出發。此外“農村控槍”的例子還表明，與某些國家槍擊暴力頻發狀況形成鮮明對比的是，我國尊重和保障人權，但又強調自由不是無邊界的，必須以公共安全和社會秩序為邊界，藉此傳統與現代、自由與秩序、個人與社會、物權與人權、公平正義與經濟效益等理想價值才能實現和諧統一。

　　2.2 法律生活及信仰演化的階梯性與多元化路徑

　　雖然受制于社會經濟文化政治發展諸多歷史遺留問題與現實成本障礙，法的演進具有階段性，無法一蹴而就，“時差”與“節拍”性明顯。法的生成和實現都存在一個或快或慢的過程，同時如果站在上層建筑與經濟基礎的矛盾理論來看，法治還是一種新生活方式與信仰，具備相對獨立性，這就使得“節奏”不同與信仰有別的區域及其主體產生具體法律糾紛的概率增大。復雜的社會現實環境決定了法治社會的推進既靠魄力也要靠智慧，注重柔性司法、人性司法、和諧社會、德治與法治相結合等重要命題與法的剛性規則銜接，避免局部農村法治建設硬著陸。

　　普法具有層次性與遞進性，必須戒驕戒躁，既要完成傳統農村地區降低文盲率攻堅戰，又要重視“新文盲”現象，將降低“法盲率”作為一項重要政治任務來抓，同時我們不能停留于滿足從“不懂法”到“聽說過”的進步，而應繼續跟進“后普法時代”，將更為高層與深刻的法律價值體系宣講與適用，列為掃除“新文盲”現象的重要后續課題而常抓不懈。

　　2.3 法在規則博弈中完成協調與現代置換

　　人類具有社會性，社會不是紛亂零散的自然存在，而是一個協調統一的運轉體系，能把作為個體的人組織成超越個體功能之上的集合體，必然需要規則與統治，法理學分支學科的法律社會學、法律心理學應運而生。法律的本質也是一種規則，只是被賦予了國家強制力的普遍權威統一規則。

　　正是由于法的高層次性以及借助國家實力推廣與實行，必然會出現普法成本與規則蔓延“時差”問題，而那些法治陽光不能充分照射的地方或者領域，即作為顯規則的法治無法充分滲透并發揮作用時，基于原始本能的潛規則或者土辦法就會大行其道，事實上發揮著替代性社會游戲規則的效果。

　　所以為了保障社會主義建設事業前進，在諸多新舊、明暗規則博弈中，必須加快推進原封閉落后地區的負面規則替代進程，而這個規則只能是以人權、民主、平等、和諧等價值取向為基石的法治為代表的社會主義新風尚。

　　2.4 法律化社會治理體系的全面能動推進

　　雖然社會治理體系與糾紛解決機制具有多元化特征，法只也只是諸多治理手段中的一種，經歷史證明，法在諸多治理體系中具有權威性、穩定性、統一性等特征，法治優于人治，更符合解放和發展生產力需要，更能保障我國長治久安。法具有引導教育示范價值，但徒法不足以自行，靜態立法必須和動態執法、守法結合起來，我們現在的情況不是無法可依，而是執法不嚴，守法滯后，全國法治文明呈現地區發展不平衡、不充分格局。

　　因此，必須發揮東部先進地區對廣大中西部法治落后地區的對口援助作用，我們不能只從經濟領域扶貧，也要側重上層建筑思想領域對社會發展的能動反作用，應鼓勵先進地區司法機關為內地法治落后農村地區定向培養人才、定期人才交流機制等創舉，加大司法財政制度改革，既要拓展法治的增量，又要確保在絕對供給有限的情況下，優化相對供給，保障法治資源的利用效能。

　　同時要緊抓村干部這一少數關鍵群體，通過其權威和引領示范作用，在傳統農村推行現代法治，將法治建設成效列為黨員干部先進性考核的重要指標，對“自成一體”、“占山為王”等與現代統一法治、全國統一市場經濟格局對立的現象要疏堵結合，通過正反面典型示范，有效發揮法的評價與制裁作用，助推農村法治文明建設不斷邁向新高度。

　　我國是一個農村人口比重較大的發展中大國，農村經濟的繁榮穩定與社會治理的長治久安事關國家發展大計，因此我國歷來重視農業、農村與農民問題，我黨十九大又再次重申三農問題的重要性，并突出強調我國本土智慧經驗在鄉村治理體系中的重要地位，彰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進程中的道路自信、理論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從而為我們有效解決包括農村法律糾紛在內的各種社會治理課題提供了先明的指導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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