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引言

　　被譽為 “后現代精神解剖的執刀者” 的法國著名哲學家鮑德里亞 (1929—2007)，其思想體系龐雜，覆蓋消費社會、符號學、精神分析、信息媒介、虛無主義、克隆技術等諸多領域。梳理鮑德里亞思想轉變的發展脈絡，“物的邏輯” 貫穿始終，無論是早期 “物體系” 中對于客體系統的分析，還是晚期 “客體策略” 中顛覆主體統治的思想轉向，“主客體關系” 始終是鮑德里亞關注的 “軸心問題”。但需要注意的是，“客體策略” 中的客體化身為 “復仇的水晶”，擺脫受主體擺布的被動命運，成為反叛與報復主體的狡黠客體，誘惑主體走向消亡的宿命。在鮑德里亞的理論構想中，客體以符號物、技術物、擬真物等存在樣態潛伏在主體身邊，這不僅是對主體權威地位的挑戰，亦在某種程度上實現對主體的 “馴化”，其通過制造視覺幻象與感官迷醉誘使主體迷失自我，實現對主體認知與行為的操控與重塑，促使主體沉溺于由客體構建的獨立體系。

　　綜合而言，“客體策略” 不僅顛覆了傳統哲學的主客體關系，揭示了客體由被動存在向主動力量轉變的過程，亦為生活于高度物質化與信息化社會的主體敲響 “技術決定論” 的思想警鐘，預示著向 “后人類” 或 “超主體” 理論形態的過渡，為理解并應對技術社會的復雜變化提供獨特的哲學視角與理論工具。但這一顛覆常規化批判路徑的 “客體策略” 并未提出具有實際操作性的解決方案，使晚期鮑德里亞投身于 “虛無主義” 的懷抱。本文嘗試較為完整地厘析鮑德里亞 “客體策略” 的哲學立場、實踐樣態與運作機理，以期為深化既有研究略有助益。

　　二、“客體策略” 的哲學立場

　　鮑德里亞將與 “客體策略” 對立的策略稱為 “平庸策略”，這是針對近代以來主體性哲學的一種批判性總結。平庸策略始終秉持 “主體優于客體” 的思想主張，認為主體比客體更加 “狡猾”，具有征服與操控客體的權力。追溯西方主體性思想發展的歷史軌跡，其認知圖式的原點深植于古希臘的本體論探討之中，“人是萬物的尺度” 這一命題的提出預示著主體性在哲學領域的初步覺醒。中世紀以來，宗教神學成為主導性意識形態，主體性思想遭受宗教神學的壓抑與束縛。近代以來，文藝復興的曙光再次照亮主體性的前進道路，人本主義精神備受推崇，理性逐漸戰勝宗教信仰，主體性哲學實現了由本體論向認識論的意義轉向。從笛卡爾的 “我思故我在” 到康德的 “人為自然立法”，個體的自由意志得到歷史性確認。但近代哲學的主體性原則亦鞏固了主體對客體的優越性，不斷強化主體對客體的統治意義，助長 “唯我論”“人類中心論” 等觀念的盛行。例如，在人與物的關系上，主體被視為宇宙萬物的 “主宰”，忽視或貶低非人存在物的價值;在人與自然的關系上，主體肆意征服、破壞自然，引發生態失衡、資源匱乏等環境問題。主體在擴張并維持自身特權的過程中，已經開始走向 “窮途末路”，逐漸淪為一具 “可悲殘骸”，陷于自身欲望和形象的沖突當中。

　　面對人類主體統治地位的動蕩風險與客體世界的勃興，“主體之死”“主體性黃昏” 等消解主體性的后現代主義觀點層出不窮，并產生一系列關涉 “消解主體” 還是 “拯救主體” 的理論爭鳴…… 鮑德里亞清醒地認識到在 “資本即現實” 的狀態下，以重建主體性的方式來救贖主體的希望渺茫。他試圖拋掉主體的先天優越性幻想與主宰客體的計劃，以一條 “主體消失，客體勝利” 的創新性路徑來解決現代性主體危機，并宣告曾作為 “現代哲學寵兒” 的主體已走向失敗。顯然，主體至高無上的幻想被鮑德里亞 “擊碎”，并暗示主體為達到自身目的，掌控和操縱客體已久，想協調主客體的關系也可能為時已晚，客體正在以不可阻擋的勢頭發起 “反抗與復仇” 。究其緣由，近現代以來的哲學家大多數立于主體視角進行批判，無從根治主體性哲學的痼疾，實現主體的真正救贖。鮑德里亞認為只有以 “客體邏輯” 取代 “主體邏輯”，才能恢復現實生活的本來面目與人類主體的生存狀況。

　　在鮑德里亞關于物體系的最初思考中，他通過考察客體來反觀主體本身，客體成為映照主體存在狀態的鏡子，此時 “客體” 還與主體緊密聯系。伴隨 20 世紀以來人工智能和虛擬技術的發展，主體越來越被技術 (DNA、克隆、數碼信息等) 所生成，“客體” 羽翼亦已豐滿，客體世界日益強大并形成一個自主運行、脫離人類控制的體系，開展對主體的復仇反擊。但需要注意的是，客體的解放于主體而言無疑是致命的，客體秉持與主體完全不同的秩序原則，它將徹底顛覆主體性歷史，使主體神話 “蒸發一空”。

　　“客體策略” 作為鮑德里亞晚期哲學思想的核心概念，意指客體無限增殖至極限，在疊加自身潛力的過程中實現對主體的反叛與復仇，其中附帶濃厚的 “虛無主義” 色彩。“客體策略” 是物在追逐某種行動過程中，發展軌跡無限增殖到極致狀態，甚至突破極限的一種方式，這是一種表明著 “客體比主體更為精巧、更為足智多謀” 的策略，類似于癌細胞在體內擴散轉移的方式。就客體自身而言，客體被賦予主體思維，成為比主體更加高明的存在。但擁有自主權的 “高智商” 的客體具有一定的危害性與反叛性，其在追求自我實現與優化的過程中，可能會逐漸意識到自身力量的邊界，成為質疑并挑戰主體權威與支配地位、控制主體思維的 “致命之物”。

　　除此之外，“平庸策略” 以其固有的二元思維范式，基于主體與客體、善與惡、生與死的二元對立來建構形而上學的理性大廈。黑格爾的辯證法以對立統一為核心，強調矛盾和沖突在事物發展當中的作用，認為矛盾的對立面是相互依存、相互轉化的，具有同一性。迥異于平庸策略，鮑德里亞雖然承認客體策略中的主客二元對立，但矛盾雙方不再具有辯證意義，而是用無限增殖的方式來超越自身極限，破壞傳統主客二分的辯證法。基于此，他認為 “世界不再是辯證的，肯定要走向極端，而不是平衡;它肯定走向激進的對立，而不是調和” 。鮑德里亞還通過列舉一個公式即 “比 X 更 X” 來說明：他認為客體的發展是 “比真還真，比漂亮還漂亮，比實在還實在” 。具體而言，讓 “真實” 比仿真操作和媒體里的 “真實” 更 “真實”，讓 “美” 比時尚展示的 “美” 更 “美”，這也是客體的狡黠所在。

　　一言以蔽之，“客體策略” 拋棄 “平庸策略” 的傳統模式，基于客體視角揭示主體意義如何在 “客體” 的無限增殖與擴張中被逐漸消解，并尖銳地批判了主體異化及社會物化現象，以期為未來社會主客關系的重構指明新出路，亦激發了鮑德里亞對于理想社會形態的深刻思考與探索。

　　三、“客體策略” 的實踐樣態

　　在符號秩序建構的消費社會，具有象征性符碼意義的 “符號客體” 不斷 “強暴” 與 “誘奸” 主體;在技術架構的數字空間，“技術客體” 以 “工具理性” 僭越 “價值理性”，將主體囚禁在狹窄的自我意識內部，使主體淪為算法陷阱的 “犧牲品”;在技術高度自治的擬真世界，“擬真模式” 推動生成的 “純粹客體”，在 “超真實” 世界發動 “水晶復仇”。綜合而言，在不同的場域空間，“客體策略” 的實踐樣態各異，對主體發動反攻與復仇的方式亦各具特殊性。

　　1.符號社會的客體復仇

　　在工業化大生產背景下，資本主義的引擎驅動著資本機器，構建起龐大商品堆砌的 “物體系”。客體 (即商品) 以驚人的速度不斷增長至豐盈狀態，促使主體淪為 “物體系” 支配的對象，消費社會應運而生。在鮑德里亞早期思想中，消費成為主體的一種日常義務和間接賦稅的強制性指令，資本通過商品符號邏輯的建構和推崇，促使主體淪為消費主義邏輯操縱的 “傀儡”。面對 “龐大的商品堆積”，生產者為實現自身利潤最大化，借助廣告宣傳等大眾傳播媒介編織 “消費時尚” 幻象，誘導消費者墮入消費 “漩渦”。主體的真實需求被逐漸邊緣化，取而代之的是由社會、文化和媒體共同塑造的 “虛假需求”。符號秩序已經開始控制和規訓人們的現實生活，也意味著符號秩序的運作場域融入現代消費社會。于是，符號秩序中的客體也從傳統象征維度中解放出來，不再僅是滿足基本生活需求的工具，而是被賦予豐富的象征意義與情感價值，成為構建主體身份、展示社會地位、追求生活品質的重要載體。鮑德里亞將其視為 “符號客體”，指出它能夠營造消費幻象，使主體在 “無意識” 狀態下消費虛幻符碼，誘導其產生無休止的購買行為。

　　鮑德里亞關于符號秩序的建構受啟于 G. 德波 (Guy Debord) 的景觀社會理論，后者立于符號學視域揭示符號統治世界的內在機制，并將客體系統中抽象的、具有操控手段的意義體系稱為符號秩序。在德波建構的 “景觀社會” 中，物被分解為 “現實” 和 “圖像”，廣告中的產品圖像奪得控制引導大眾的主導權。景觀從根本上消解著主體意識，使人們沉迷在景觀制造的影像世界。究其本質，“景觀社會” 仍建立在生產基礎上，反映的是一種以 “圖像” 為中介的人與人之間的社會關系。鮑德里亞認為，消費只有在符號秩序中才能充當社會的馴化機制，廣告創造出的意象是電子數字符號編碼的結果。因此，進入消費社會后，人類面臨的不是以意象形式呈現出來的 “景觀社會”，而是更深層的以符號運行為機制的 “符號社會” 。概言之，鮑德里亞運用符號學的方法來剖析現代資本主義社會，以符號支配取代圖像統治，其結果即生產被支配，主體淪為符號幻象。

　　“符號消費” 的本質在于主體通過客體間構成的系列關系來尋求自我的身份認同，是一種具有象征性意義的消費。在 “符號社會”，符號秩序不僅全面支配著物的體系，還隱性鉗制著人的主體性意識，成為束縛、馴化主體的社會系統。作為 “魅惑母體” 的商品使主體在符號編織的虛假幻象中迷失自我，主體的消費行為、思想意識也完全處于失控狀態，無意識地消費各種虛幻的符碼，淪為消費陷阱中的 “獵物”。此時主體對于能夠產生情感鏈接與審美幻想的符號價值的追求已超出對使用價值的需要，自尊、自信、身份認同等精神需求成為消費的主要誘因。例如，“Chanel”“Gucci” 等奢侈名牌被視為衡量主體身份地位與自身價值的重要標志，是生活美學與文藝品位的象征性表達。

　　質言之，主體盲目追求物質符號帶來的 “虛假滿足”，而忽視內心的情感體驗，反觀客體逐漸獲取自主權并成為符號秩序的 “操縱者”，拉開了客體復仇的序幕。這不僅是鮑德里亞對主體的諷刺與批判，亦是對符號社會中物我關系失衡現象的深刻反思，預示著客體存在覺醒與反抗的可能。

　　2. 數字空間的客體反攻

　　伴隨智能化、網絡化、數字化的推進，大量以算法與數據為核心的 “技術客體” 涌現出來。它們在幕后 “提線” 操縱著主體的價值觀念，搭建 “信息繭房” 混淆主體視聽，使主體淪為智能算法技術奴役的對象。在 “技術客體” 架構的數字空間，主體享受 “數字化” 帶來便捷生活的同時，亦將生活的諸多掌控權讓渡于 “技術客體”，并按部就班依照算法編碼的定義生活。

　　一方面，主體失去 “肉身存在”。伴隨人工智能、數字算法技術浪潮的高歌猛進，主體被卷入數字空間的漩渦，在遺傳 DNA 工程、器官移植、美容整形等高科技手段的操控下成為一種畸形的技術綜合體：或是轉基因合成物，亦或是克隆復制品。主體的誕生不再僅是生物體自然生育的結果，而是日益呈現出人工合成的趨勢，成為算法與數字的綜合產物，數字化生命成為可能。例如，電影《生化危機》中人類淪為一具感染 “蜂巢” 病毒的喪尸，脫離肉身存在變為一副空洞軀殼，最終成為 “紅皇后” 算法控制下的犧牲品;《黑客帝國》構筑的賽博空間，描述了生活于 22 世紀的人類肉體不僅被機器奴役，精神亦被算法 “麻痹”，主體感知皆來源于 “缸中之腦” 接收的信號。可見，伴隨數字技術的迭代發展，技術構成身體的第二起源，其通過削弱肉身感官、增強技術感官的方式使肉身退場，逐漸實現主體由 “現實的實體人” 向 “抽象的虛擬人” 的轉變。

　　另一方面，主體喪失 “身份認同” 與 “理性批判能力”。在技術媒介傳播的海量信息的圍攻與滲透下，主體被信息方式置換成一個多重的、撒播的和去中心化的主體，并被不斷質詢為一種不穩定的身份，成為被資訊填滿信息的 “接收器” 和 “回收站”。現實世界的主體越來越被身份符號、網絡昵稱、磁條數據所取代，自此由理性構建的主體概念在信息和符碼的世界中日益消散。由于信息的海量轟炸，主體也從能動思維的動物退化為儲存信息的動物，并因信息過載接收引發一系列的 “信息焦慮癥” 和 “信息紊亂綜合征”。主體的思想、體驗和欲望被整合為同一的觀念模式和價值認同，成為技術媒介的 “隸屬品” 和 “應聲蟲”，失去獨立思考的理性批判能力。

　　概言之，在以算法與信息為核心的數字空間，傳統主體性哲學中自由自覺的主體已然消失殆盡，主體的霸主地位在客體策略的運作下易位于 “技術客體”，“由客體邏輯主宰的嶄新的經驗領域” 的大門自此開啟。

　　3. 擬真模型的客體主宰

　　消費社會的 “物體系”，使消費者被符號建構的虛假幻象所迷惑;進入到智能算法技術架構的數字空間，主體被算法符碼無限復制，喪失 “肉身存在” 與 “理性批判”，被解構成 為 “單向度的人”。正如鮑德里亞所說，“主體的立場已不再穩固，唯一可能的立場就是客體的立場” 。在他看來，伴隨數字技術進步發展，未來客體可能會逐漸取代主體的主導地位，成為主體消失的地平線，并指出主體要放棄控制、改造客體夢想，轉而向客體臣服，學習客體的計謀和策略。擬真模型中的客體逐漸掌握獨立發展的自主權，成為可能統治主體世界的主宰力量，最終在純粹、單一的過度增長后似 “細胞分裂” 般無限增殖，成為鮑德里亞心目中的理想客體 —— “純粹客體” (Pure Object)，即客體策略的 “靈魂”。

　　“擬真模型” 的生產實踐是鮑德里亞為 “真實” 退場與 “主體性” 消退而譜寫的一曲 “挽歌”：伴隨大數據、人工智能、虛擬現實等信息技術的飛速發展，虛擬技術、增強技術、超真實技術借助模型、符碼營造出一個 “比真實更真實” 的擬真世界，并借助想象模型搭建 “超真實” 世界的運行軌道，最終形成一種主體在精神裂變與貧瘠下被數字模型操縱與被符號統治的真實。此時，擬真世界里的客體概念被 0/1 的數字編碼所賦意，主體亦被賦予全新的虛擬生命形態與屬性，個體的身份、情感皆被轉化為可被編碼、復制、操縱的數據 流。“客體策略” 以 “超真實” 阻隔人類主體與現實的接觸，并指出四處泛濫的信息、類像、符碼將會全面主宰社會，助推客體邏輯主宰嶄新時代的來臨。

　　四、“客體策略” 的運作機理

　　客體策略巧妙運用諸如誘惑等策略性手段將客體推向一種近乎 “迷狂” 的極致狀態，促使其不斷突破自身極限，亦加速主體趨近 “死亡之點” 。即使 “客體策略” 可能導致主體終結、歷史終結等技術性災難，但卻是鮑德里亞為探索新型主客體關系模式鋪設的理論橋梁。

　　“一切都由客體出發并回歸于它，正如一切都始于誘惑而非欲望。” 鮑德里亞認為誘惑最初以儀式的游戲模型呈現，并指出由于主體沉溺于無盡的欲望索求，放棄了 “誘惑” 的主動權，導致主體的崩毀始于主體的特權 ——— 誘惑。鮑德里亞從客體角度出發，完成主客體支配地位的轉換，以客體的 “反叛” 倒逼主體走向 “末路”，實現由 “惟主體欲求” 向 “惟客體誘惑” 的轉化。在鮑德里亞看來，誘惑是客體為表達自身而消解主客二元架構的策略，源于主體內心的貪欲與資本的內在契合性。客體策略借助 “誘惑” 的招數與 “欺騙” 的伎倆深度挖掘主體內心的貪欲，實現主體欲求的最大化。在誘惑模型中，客體發揮誘惑主體的主動權，以不經意的游戲方式讓被誘惑者陷入 “游戲模型”，是使主體沉溺于 “魅力陷阱” 的 “勾魂術”，極具惡意和顛覆性。“誘惑” 亦是鮑德里亞設想的未來主客關系的一種交往模式。此時主客體已擺脫二分對立的關系，進入到 “象征交換” 的世界。具有原始威力的誘惑從根本上抵制著現代社會的生產話語，它將物我從價值、身份和現實中剝離出來，轉而投入到一種表象的，具有挑戰性的游戲中去。但這一誘惑模式只能在象征交換的地基上構筑物我交融的新世界，主客體也將在全新的世界重新找到屬于自我本真。概而論之，客體誘惑之所以具有致命性，關鍵在于：客體沒有欲望，不依賴于自身欲望的幻影，因此就不會陷入欲望的泥潭而使自我分裂。主體也正是缺少這一特性，所以極易陷入客體誘惑的漩渦，最終墜入鮑德里亞所描述的 “表面的深淵”。

　　客體迷狂般的增殖速度加速主體趨近 “死亡之點”。“迷狂” 表現為非理智、超凡的感應力和情感強度，是一種多變且多維的復雜狀態。柏拉圖在《斐德若篇》中將 “迷狂” 分為兩大層次：較低層次的是由瘋病所致的、心智混亂的病態迷狂，具有較強的感性色彩;較高層次的是神靈附體后使人超離日常理性的神性迷狂，可被歸結為詩性迷狂與哲性迷狂。迷狂于客體而言是霸權的獲得與快感的滿足，是自身歷史進入到新階段的 “加速器”，但于主體而言，則意味著沉淪、消亡與被復仇。鮑德里亞將迷狂歸屬于客體，認為這是一種客體在無限增殖的過程中所達到的不可控甚至逼近臨界點的極端狀態，是一種失去控制甚至喪失所有感覺的持續自旋過程，這一失控系統最終會顯露出空泛和無意義，并在純粹和空泛的形式上散發光彩。時尚則被視為 “圍繞著本身自旋的純粹和空泛的審美形式”。日益勃興的電子媒介借助技術手段構建出一個以假亂真的 “符號世界”，它披著溫情與民主的外衣，實質卻充滿趨同與武斷，一些所謂的時尚信息吞噬著自身真正想要表達的內容，阻斷人們之間的真正交流。主體在追逐時尚的過程中，面對大量的信息泛濫也陷入迷狂的冷漠，成為 “沉默的大眾”。此外，鮑德里亞亦以癌細胞的增生和體重的飆升來描述迷狂，并宣稱人類已進入交流的迷狂。正如鮑德里亞所言，“在技術和符號的雙重控制和操作下，客體大量繁衍增長，客體對于主體的不斷增長體現出無可比擬的技術優勢，并取得最終勝利，達到狂熱程度，由此帶來的傳播或可被稱為交流的迷狂。” 在交流的迷狂中，主體沉醉于數字技術創設的虛擬幻境，熱衷于從指尖翻滾信息流的聲色光鮮中體驗 “視覺快感”，逐漸放棄對深層意義的理性思考，其 “真實需要” 在 “內爆” 中被徹底消解而陷入一種眩暈的迷狂狀態。

　　災難意味著一切意義的終結與消失，是 “客體邏輯” 極端演繹的宿命終點，亦是狡黠客體復仇的 “惡的原則”。在鮑德里亞看來，未來社會形態將被 0/1 的二進制代碼所覆蓋，客體亦呈現出更加精致、逼真的 “超人” 狀態。伴隨技術理性與超真實的雙重宰制，鮑德里亞認為未來社會將面臨著可怖的技術災難：由 “實體” 架構的 “實在世界” 日漸被由數字 “虛體” 構建的 “賽博空間” 所代替，主體被迫置身于無限增殖、復制的數據漩渦，淪為被數據符碼支配的 “奴仆”;作為技術物的客體擁有獨特的發展邏輯，在技術的精密性、功能性助力下如病毒般無限地增殖、發揮自身的潛能，逐步到達完美與終極的邊沿，最終超越自身界限而崩塌。據此，鮑德里亞試圖通過技術災難，喚醒 “沉睡的主體”，但其晚期思想愈發呈現出悲觀姿態：技術愈完美，客體愈能獨立自主運行，愈擠占真實主體的生存空間。此時技術不再服務于人類，而是需要主體自發地改變適應技術的變革。主體在數字編碼的奴役下，深陷技術操控的囹圄，在技術災難的預言中走向終結。鮑德里亞最終亦走向否定一切的烏托邦邏輯，親手將自己葬送于 “悲觀的虛無主義”。

　　五、結論

　　伴隨客體世界的崛起，尤其是以人工智能、生物技術、虛擬現實等為代表的高科技領域的飛速發展，客體不再僅是人類意志的延伸或工具，而是逐漸獲得自主性與能動性，形成與主體相互依存、相互制約的復雜關系。鮑德里亞基于時代之思和現實關切拋棄 “平庸策略” 的傳統主張，提出對于未來社會主客體關系形態的前瞻性構想，以 “客體邏輯” 取代 “主體邏輯”，以期構建新型的主客體關系。但 “客體策略” 始終沒有指明主體走出困境的現實路徑，反而走向主體消解的悲觀宿命，是一種分析診斷而非實質性的解決方案。究其本質，“客體策略” 雖被稱作末日預言式的 “哲學囈語”，隱含著 “虛無主義” 與 “悲觀主義” 的內在局限性，但其中蘊涵的真知灼見卻具有重要的理論意義與實踐價值。

　　在理論維度上，客體策略拓展了 “客體” 概念的理解維度，推動了解決現代 “主體性危機” 方法的創新性發展。鮑德里亞富有洞見地認為，“客體策略” 中的客體特指挑戰主體并將主體推回到不可能立場上的客體。具體而言，它既非早期 “物體系” 思想中試圖分類為功能性物、非功能性物和功能失調物的日常生活之物，亦非以符號差異性維系合法性的符號化商品，而是數字時代的高科技之物，集中于人工智能、克隆技術、虛擬現實等領域。在 “客體策略” 理論體系中，鮑德里亞認為從主體視角出發的救贖方案已 “走投無路”，只有從客體立場出發，承認客體對主體世界的復仇才有拯救主體的一線生機。他以頗為犀利的挑戰性姿態，拋棄傳統主體性哲學的思想主張，將客體的獨立性與自主性置于前所未有的高度，具有深刻的哲學意蘊。

　　在實踐維度上，“客體策略” 為人類應對技術風險并警惕數字技術的 “雙刃劍” 效應敲響警鐘。在鮑德里亞設想的 “客體策略” 中，作為技術物的客體在模擬現實、擬合人類等方面更加逼近，在外形上獲得 “人格化” 特征，其將主體置于被支配和控制的地位，逐漸侵蝕主體的自主性，動搖人類主體的支配地位。這提醒人類，主體的欲望如果持續無度地擴張，則可能會創造出與之對立的客體世界，技術客體不斷蠶食主體的自我感知與定位，甚至產生削弱與顛覆人類主體的技術災難，成為威脅或取代人類的異己力量。為此，主體要充分尊重技術發展的客觀規律，發揮數字技術增益人類的積極 “療效”，豐富自身的心靈體驗，助推人與技術之間的和諧發展。

崔 健;沙曉慶,西南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西南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2024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