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異化勞動的理論內涵：從道德話語中的異化勞動到科學的異化勞動

　　馬克思早期異化勞動理論的建構是接著恩格斯《國民經濟學批判大綱》講的，在該著作中，恩格斯明確指出以亞當・斯密為代表的古典政治經濟學理論的缺陷在于對自己的前提即私有制缺乏反思，把私有制當成建構其理論的出發點，這就使其無力處理由此前提導致的當時觸目驚心的經濟現實，即工人的絕對貧困。在恩格斯理論批判的基礎上，馬克思在《手稿》中的基本思路是從工人絕對貧困這一當時的經濟事實出發，對國民經濟學家所預設的理論前提進行批判分析，早期異化勞動理論就是這一分析批判的成果。在《手稿》之后，隨著馬克思對政治經濟學的深入研究，以及接觸到英國現實的經濟發展、工業狀況，其思想迅速發生變化。在《德意志意識形態》、《資本論》及其手稿等著作中，早期道德話語中的異化勞動進一步在歷史唯物主義基礎上被重新予以規定。正是基于馬克思前后思想的變化，異化勞動有著不同的理論內涵。

　　早期異化勞動理論是在一個復雜的語境中建構的。表層受費爾巴哈人本主義影響，實則 “是作為理論賦型原型中更深層級他性鏡像的黑格爾《精神現象學》的勞動外化以及對象性定在所造成的自我異化，以及揚棄異化復歸主體的否定辯證法”。但是馬克思借助費爾巴哈自然唯物主義對黑格爾唯心辯證法進行改造，用生產勞動辯證法取代了黑格爾觀念辯證法，把主體自由本質的實現與生產勞動聯系起來，從對象化活動的角度定位異化勞動。

　　在《手稿》中，馬克思站在勞動者的立場上看到了對象化勞動過程中所出現的異化事實。即 “工人生產的財富越多，他的產品的力量和數量越大，他就越貧窮”。面對同樣的經濟事實，資產階級經濟學家卻作了不同的解釋。作為經濟學領域的路德，亞當・斯密洞見到了財富的主體本質就是勞動，從而超越了重商主義和重農主義對于財富狹隘的理解，對于這一洞見，馬克思給予了很高的評價。那么按這一邏輯，作為勞動對立面的私有財產就可以理解為勞動自身異化的結果，但以他為代表的國民經濟學家只關注一般勞動，只看到了勞動創造財富的普遍本質，卻忽視了不同歷史階段勞動的特殊性和差別，并沒有把資本主義雇傭勞動制下的真實勞動，即勞動和財富的分離，作為研究的起點，而是把作為勞動之結果的私有財產作為研究起點，從而把勞動創造價值以及財富的占有視為一個自然的過程，實際上，起了為資本主義雇傭勞動制辯護的作用，這樣異化勞動就處于國民經濟學家的視野之外，就此而言，馬克思對國民經濟學又進行了明確的批評。

　　與國民經濟學相反，馬克思發現資本主義雇傭勞動制下勞動與財富是分離的，工人的對象化勞動過程中同時還發生著勞動的異化。青年時期馬克思對異化勞動的規定主要表現為由勞動自身的異化所導致的一系列相關的異化，具體表現為彼此關聯的四種形式：勞動者與其產品相異化、勞動活動本身的異化、人與其類本質相異化、人與人相異化。馬克思在《手稿》中也分析了勞動者同其勞動產品的關系(勞動產品不歸勞動者所有)，強制勞動下工人變得畸形、智力遲鈍等現象。雖然此時馬克思揭示了異化勞動的事實，分析私有財產時已切入財產權、所有權等主題，但他的思想還受道德話語的統攝，以道德為標尺來展開對異化勞動的批判，還沒有深入從勞動與所有權關系的角度來分析異化勞動。

　　隨著經濟學研究的深入以及受費爾巴哈自然唯物主義的洗禮，馬克思理論立場徹底改變，之前的道德話語被唯物史觀科學方法論所取代，異化勞動被置于分工和交換體系下予以規定。在《形態》中，馬克思不再從理想的勞動視閾而是從分工出發規定異化勞動。馬克思在考察分工發展史時，指出在資本主義生產方式之前由自然所形成的分工雖然有一定的發展，但因為不發達，勞動者對本行業勞動過程中的所有工序都必須熟悉，由此產生了勞動者對勞動表現出一定的興趣，甚至可以升華為一定的藝術感，此時勞動本身及勞動者都還具有一定的自主性。只是隨著分工進一步發展，引起了生產和交往的分離，生產和交往分離的結果便是工廠手工業的產生。從這時起，勞動屈從于分工而非自愿，勞動的自主性隨之喪失，蛻變為一種異化勞動，因為 “當分工一出現之后，任何人都有自己一定的特殊的活動范圍，這個范圍是強加于他的，他不能超出這個范圍”。

　　《形態》之后，在《資本論》及其手稿中，立足于唯物史觀，馬克思重建了資本主義生產方式中異化勞動的新向度，從而建立了科學的異化勞動理論。

　　第一，勞動社會性質的異化。勞動社會性質的異化是由貨幣的產生所造成的。在社會分工和交換不發達的生產階段，生產以使用價值為目的，個人的勞動及與他人的關系還沒有發生異化。隨著分工的進一步發展，交換也發展起來，活動和產品的普遍交換成為每個人的生產條件。馬克思指出交換雖古已有之，但只是到了資本主義社會才得到充分的發展，這時生產的目的從生產使用價值轉向生產交換價值，產品轉化為商品，商品成為交換價值。這就使得交換價值成為一種與各種商品本身相脫離且自身作為一種商品又同這些商品并存的存在，交換價值在純粹形式上固定下來就產生了貨幣。交換價值離開產品在貨幣上獨立化使得物的價值與物的實體分離開成為一個獨立的領域，作為交換價值的貨幣本質上是人們交換其勞動的社會關系，現在卻取得了支配人活動的抽象的物的表現形式。 “活動的社會性質，正如產品的社會形式和個人對生產的參與，在這里表現為對于個人是異己的東西，物的東西。”

　　在貨幣上，人勞動的社會關系異化為支配人的物的關系。在《手稿》中，馬克思批判國民經濟學把應當闡明的東西當作前提時，就已經提出考察全部異化與貨幣制度之間的本質聯系。

　　第二，勞動與活勞動能力相異化。不同于《手稿》，在《資本論》及其手稿中，馬克思已經深入政治哲學的背景，基于勞動所有權理論對資本主義生產進行分析，揭示其生產過程中勞動和活勞動能力相異化的事實。活勞動能力作為一種抽象的可能性存在于勞動者身體中，只有當勞動者勞動時，才能發揮出來，是活勞動能力自己的生命表現。但是，在以資本為基礎的生產中， “甚至活勞動本身也表現為他人的東西而與活勞動能力相對立”。資本主義生產方式中，統一的生產過程分裂為勞動的客觀條件 —— 材料和工具與勞動的主觀條件 活勞動能力，而這兩者的所有權分別屬于資本家和工人，工人僅對他的勞動能力擁有所有權。活勞動能力與實現它的客觀條件相分離，而勞動不可能從無中創造出任何東西，工人為了獲取必需的生活資料，就只能用自己的活勞動能力同表現為資本的客觀條件相交換。通過交換，資本占有了活勞動，勞動被并入資本，資本作為對活勞動的統治權同活勞動能力相對立。于是，勞動在客觀條件中的實現就被當作他人的實在從自身中排斥出來，把自己當成一種貧窮的、抽象的勞動能力，同不屬于勞動而屬于他人的這種實在相對立。

　　第三，勞動產品的異化。勞動與活勞動能力的分離必然使得勞動產品與人相異化。勞動的客觀條件與活勞動能力相分離是資本主義生產的前提條件，活勞動能力對于客觀條件來說也只是表現為一種與之交換的特殊使用價值從屬于資本。活勞動為了換取生活資料已經讓渡給資本了，就像材料和工具一樣是他人的。 “因此，對勞動能力來說，產品也表現為他人的材料、他人的工具和他人的勞動的結合，即表現為他人的財產。” 由工人生產的勞動產品與工人相異化成為他人的財富。在《政治經濟學批判(1861—1863 年手稿)》中，馬克思特別指出，是否占有勞動產品不是憑借勞動，而是憑借是否占有勞動資料。

　　第四，勞動者主體的異化。以上的異化必然造成勞動者主體自身的異化。關于勞動者主體的異化，不同于《手稿》，在《資本論》及其手稿中，馬克思是在機器體系及科學在資本主義生產中的應用下予以規定。具體表現為兩個方面：其一，勞動者成為生產過程中的一個要素。在《政治經濟學批判(1857—1858 年手稿)》中，馬克思考察了勞動資料加入資本主義生產過程后演變為固定資本的過程，固定資本的最后形態則表現為機器體系，并指出這一過程并不是偶然的，而是勞動資料適合于資本要求所發生的歷史性變革。因此，知識和技能的積累從一開始就同勞動相對立，被吸收到資本中，成為固定資本的屬性，這些變革徹底改變了活勞動在生產中的作用。活勞動在前資本主義生產過程中的主導作用被消解了，作為機器的死勞動被賦予運動，而作為活勞動的工人則異化為死勞動的一個有意識的器官，其勞動被貶低為生產過程中的一個要素，機器體系代替了勞動者的相互協作成為支配勞動過程的基礎性力量，工人則成為機器體系的附屬物，即看管機器，防止它發生故障。

　　其二，智力因素與工人相對立。在《政治經濟學批判(1861—1863 年手稿)》和《資本論》中，馬克思繼工人的勞動被貶低為生產中的一個要素之后，進一步探討了科學和機器體系在生產中的應用使知識作為異己的力量與工人相對立。馬克思指出，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在歷史上第一次使自然科學為生產服務，自然科學從誕生起就被并入資本，成為生產財富的手段，且在這一過程中壓制個人智力的發展。 “科學的應用是建立在生產過程的智力同單個工人的知識、經驗和技能相分離的基礎上的。” 智力作為他人的財產權和統治工人的力量同工人相對立，使工人的智力畸形化。并入資本的科學在生產中的應用引起智力因素與工人相異化，這也是《手稿》和《形態》所沒有提及的。

　　二、異化勞動產生的根源：從私有財產到勞動所有權異化

　　對異化勞動表現形式的說明就隱含著對其產生原因的揭示。馬克思對異化勞動根源的探討，隨著理論立場的轉變經歷了一個逐漸深化的過程。 《手稿》時期，馬克思試圖從私有財產出發解釋異化勞動。馬克思在分析了工人及其產品這個異化事實后，給自己提出了一個問題：在現實中如何去說明這個異化事實?如果勞動產品、勞動活動不屬于我，那么它屬于誰?馬克思回答：不是神也不是自然界，而是有別于我的另一個人。只有人自身才能成為統治人的異己力量。馬克思這時已經在人與人的生產關系中考察異化，并且正確揭示了工人在生產財富的同時也生產資本主義的社會關系，資本正是憑借這一社會關系占有和支配工人的勞動及其產品。

　　但此時，青年馬克思受制于理論立場和知識儲備的局限，并沒有沿著這一思路繼續向前推進，對資本主義的批判受一定抽象道德立場的限制，未能科學地解釋異化勞動產生的根源。馬克思用私有財產來說明異化勞動，但同時又把私有財產看成是異化勞動的必然結果。在《手稿》中，馬克思肯定了斯密從主體向度把財富的本質歸于勞動的功績，批評其他多數經濟學家只是從客體方面考察私有財產，將其看成是與勞動對立的一種物性存在。當從主體向度把財富看作是主體勞動的產物時，那么物性的私有財產一定是勞動本身自我異化的結果，這就已經把勞動異化的概念鏈接到了勞動所有權異化的概念上，這兩種異化本質上都是人的自我異化，只不過勞動異化側重于主體的角度，勞動所有權異化側重于客體的角度。馬克思此后對異化勞動根源的探討正是沿著勞動所有權異化這一邏輯展開的。

　　只有洞悉了異化勞動的根源在于資本主義雇傭勞動制下勞動所有權的異化后，進而轉向對私有制之勞動所有權異化的批判，這種抽象的道德立場才能以一種釜底抽薪的方式被消解。換言之，只有立足于分工、交換及其所導致的勞動和所有權的分離，才能正確理解異化勞動產生的根源。

　　在《形態》中，隨著唯物史觀的創立，馬克思開始從分工、交換所導致的勞動及其產品的不平等分配來考察異化勞動， “分工和私有制是相等的表達方式，對同一件事情，一個是就活動而言，另一個是就活動的產品而言”。他還明確指出： “與這種分工同時出現的還有分配，而且是勞動及其產品的不平等的分配(無論是在數量上或質量上);因而產生了所有制…… 所有制是對他人勞動力的支配。” 這表明，馬克思已經切入所有制這一生產關系的高度來分析異化勞動。但此時還沒有深入從資本主義所有制框架下勞動和所有權關系這一視角去分析異化勞動。這一視角在之后的《資本論》及其手稿中才得以充分展開。

　　歷史上首次討論勞動和所有權關系問題的并非馬克思，所有權作為政治哲學的核心命題，只是到了近代隨著政治生活與經濟生活的分離、市民社會的出場、人們占有其勞動成果的合法性問題的凸顯，勞動、財產權、所有權才成為資本主義市民社會中最重要的問題。

　　所有權概念首先在洛克《政府論》中得到全面論述，其核心觀點可以表述為：勞動是勞動者合法地占有自己勞動產品的根據，洛克以勞動為基點來論述所有權，自洛克以降，勞動就成為構建所有權理論及以其為核心的法權正義的基石。這一理論在亞當・斯密、黑格爾那里得到進一步發展，區別在于洛克和亞當・斯密的理論方法缺少歷史的維度， “要么像契約論政治哲學家那樣將之證成為由自然法所給定的先驗性價值，要么將它們詮釋為從自身來獲得合法性的獨立政治原則，這樣便遺忘了對它們的發生學本源和生成基礎的追索與探析”。由于缺少歷史維度，把資本主義市民社會中勞動和所有權看成是天然統一的，忽略了勞動和所有權關系在歷史上的形成和演變過程，因此看不到資本主義市民社會中勞動所有權的剝削性質。

　　這種論述勞動所有權的先驗主義方法在黑格爾這里得到徹底糾正，黑格爾在《法哲學原理》中將所有權看成自由意志的定在，把所有權置于現實歷史中，放在市民社會中予以把握。在歷史的思考中，所有權不再以無批判、非反思、先驗的方式呈現出來，而是以一種歷史的方式呈現出來，用市民社會指認財產權、所有權，把所有權還原到市民社會領域，黑格爾將自由、財產權、所有權引向了現實。這就為正確認識市民社會中勞動所有權的本質提供了新的方法。

　　馬克思沿著黑格爾的路徑，讓洛克等人的問題回歸現實，用歷史批判的方式來講這些問題。馬克思同樣也是以勞動為線索講述這些問題，且采用了洛克勞動所有權的基本原則，即所有權表現為對自己勞動產品的占有。但在資本主義社會現實中，馬克思發現為洛克、斯密等人所著力辯護的自由、生命、勞動權、所有權在雇傭工人這里是被剝奪的。不同于他們，馬克思不是為自然個體的勞動如何形成自己所有權的訴求作洛克式的辯護，而是揭露在資本主義雇傭勞動制度框架下，勞動和資本的分離以及分離后所帶來的勞動所有權的異化，因此，馬克思的所有權理論與他們的理論有著本質的區別。 洛克等人的勞動所有權理論是把直接碰到的資本主義私有制條件下的所有權制度作為前提條件，不去考察私有制下所有權制度的歷史演變，不去證明這種制度本身是否合法，不去反思 “私有財產正當性如何”，而只是證明所有權取得方式是否合法。這些前提性問題不搞清楚，對勞動與所有權的內在關系，進而對異化勞動的揚棄也就不可能提出建設性的策略。馬克思始終是在特定所有制條件下談所有權，資本主義社會中資本與雇傭勞動之對立的過程恰恰來自勞動與所有權從最初的一致到分離之演變過程。馬克思所有權理論正是通過考察歷史上勞動與所有權關系的演變以揭露資本主義雇傭勞動制中勞動和所有權分離這一事實，進而揭露勞動異化的根源，為此，馬克思著重考察了資本主義雇傭勞動制。勞動和所有權徹底分離只是在資本主義雇傭勞動制下才發生的，那么雇傭勞動制和其他勞動形式有什么區別?雇傭勞動制的確立需要具備什么樣的歷史條件?

　　在《政治經濟學批判(1857—1858 年手稿)》中，馬克思指出資本的形成和雇傭勞動制的確立有兩個歷史條件：其一是自由勞動及這種自由勞動同貨幣相交換，以便再生產貨幣及實現增殖。當奴隸制或農奴制的關系消滅后，活勞動能力屬于本人，并且通過交換才能支配它的力的表現時自由勞動才出現。并不是所有勞動和貨幣的交換都表現為雇傭勞動。雇傭勞動不能單純被理解為對象化勞動同活勞動之間的交換，而是作為自身保持價值的對象化勞動同作為這種對象化勞動的使用價值的活勞動之間的交換，生產的最終目的是創造價值、創造貨幣，而不是直接享用或創造使用價值。當以生產貨幣、實現價值增殖為目的時，財富的生產和占有便發生了分離，貨幣的持有者成為財富的所有者，而財富的生產者不再是財富的所有者。

　　其二，自由勞動與實現自由勞動的客觀條件相分離。勞動與其實現的客觀條件由最初的統一走向分離的過程也是勞動和所有權由統一走向分離的過程。勞動資料、勞動對象、勞動者是勞動過程中必備的三個要素，缺一不可。當這三者在歷史發展中發生解體并為不同的人所擁有時，自由勞動就蛻變為雇傭勞動。資本家擁有勞動資料和勞動對象的所有權，工人僅僅對自身的勞動能力擁有所有權。而勞動能力作為一種主觀的抽象潛能要實現，必須依靠勞動資料和勞動對象等客觀因素。馬克思指出雇傭勞動就像資本的關系一樣內部充滿著矛盾。

　　雇傭勞動產生的這兩個條件是在人類歷史發展的過程中形成的，是歷史的產物。為了弄清楚這一歷史過程，馬克思考察了資本主義生產方式以前的各種所有制形式，即亞細亞的、古代的、日耳曼的所有制形式及其中勞動所有權的特點，在這些所有制形式中，勞動本身、勞動者與勞動的客觀條件，進而勞動與所有權的關系是怎樣的?第一，生產的主要客觀條件不是勞動的產物，而是已經存在的自然，即活的個人和土地，這些自然條件是勞動的前提。第二，勞動者和勞動本身都被并入生產的客觀條件之中。第三，勞動者把自己看作是勞動的自然條件的所有者，但這些條件還必須通過本人的勞動才能成為其勞動的客觀條件。第四，對自己勞動條件的所有權則是以他作為共同體成員的身份為中介的。

　　總之，在這些所有制中，財產有意識地把生產條件看作是自己的東西，把自己的存在看作一種屬于它所有的客觀條件中的存在，那么，財產本身就只有通過生產勞動才能實現實際的占有，在這些所有制以及與之相關的所有權關系中，勞動還沒有發生異化。

　　但馬克思指出，隨著生產勞動的發展，在一定生產力發展階段上所形成的共同體的特殊形式，以及與它相聯系的勞動者對勞動客觀條件所有權的原始統一關系一定會遭到解體，不僅包括勞動者對土地、勞動工具、生活資料所有權關系的解體，還包括勞動者本身、活勞動能力屬于生產客觀條件的這種關系的解體。以上關系解體的歷史過程導致兩個結果： “一方面，是自由的工人(可能性上的)，另一方面，是資本(可能性上的)。客觀條件與這些變為自由工人的階級的分離，必定同樣會在相反的一極表現為這些條件本身的獨立化。” 這一過程使此前聯系著的因素處于相互對立、相互否定中，大批個人脫離了他們先前對勞動客觀條件的肯定關系，從而使自己變為一無所有的自由工人，唯一財產是他們的勞動能力。所有勞動的客觀條件從它們與這些個人先前的聯系中游離出來，以獨立的價值形式存在，與那些已同這些條件分離的、喪失了財產的個人相對立。通過考察資本主義生產以前的所有制形式，一個客觀事實就呈現出來，即勞動與所有權的分離是歷史的產物。因此，馬克思批判古典經濟學家忽視了這一歷史解體過程，把資本的形成史與資本已經決定、支配整個生產的關系相混淆，必然得出荒謬的結論，即資本積累并創造了生產的客觀條件，并且為一無所有的工人提供了這些條件。 “最后，就由此得出資本對他人勞動的果實有永恒權利的結論，或者不如說，從簡單而‘公正的’等價物交換規律中引申出資本的贏利方式。” 正是忽略了勞動與所有權關系演變的歷史過程，資產階級經濟學家把資本看成是永恒的生產形式，并竭力為其辯護，馬克思嘲諷他們，這些辯護 “證明他們沒有能力把資本作為資本所采用的占有方式同資本的社會自身所宣揚的所有權的一般規律調和起來。”

　　為了進一步揭示資本主義雇傭勞動制下勞動的特殊性所引起的所有權之異化的事實，首先，馬克思區分了勞動和勞動力這兩個概念。這兩個概念在以斯密為代表的古典經濟學那里并未區分，馬克思批評斯密把生產勞動和非生產勞動都看作商品，明確指出商品必須被看作是一種和勞動本身不同的存在，要闡明雇傭勞動就必須對這兩個概念進行區分。 “勞動本身，在它的直接存在上，在它的活生生的存在上，不能直接看作商品，只有勞動能力才能被看作商品，勞動本身是勞動能力的暫時表現。只有用這種方式才能闡明真正的雇傭勞動以及‘非生產勞動’。” 在資本主義雇傭勞動制下，資本占有的不是工人的勞動力，而是他的勞動。對這兩個概念的區分表明馬克思已經開始從勞動力的角度揭露資本主義剝削的秘密。

　　由此，當馬克思研究立足點從斯密的一般勞動價值論轉向資本主義特定的雇傭勞動形式時，勞動所有權原則進一步深化為勞動力所有權原則。

　　其次，在資本主義雇傭勞動制中，勞動和勞動力是分離的，勞動者必須把自己的勞動力當作商品在市場上出售，與任何別的商品一樣，只有讓渡使用價值才能實現交換價值。作為生產資料占有者的資本家在市場上購買勞動力商品，資本家支付給工人工 資，以換取其使用價值即勞動。由于購買者消費了這種商品，消費是資本家與勞動力買賣結束和完成后才開始的，所以這一過程在交換領域中遵循資本主義商品生產的一般規律以及由此產生的所有權規律。馬克思把這一條規律稱為第一條規律，即 “勞動和所有權的同一性”。

　　最后，勞動和勞動力的分離導致生產領域中商品生產的所有權規律辯證地轉化為資本的占有規律。馬克思通過對資本主義連續生產過程的分析，揭示出剩余資本 II 的前提無非是剩余資本 Ι 的存在，是他人過去的對象化勞動，是沒有支付任何等價物、不經過交換就占有了他人的勞動，換言之， “對過去的或客體化了的他人勞動的所有權，表現為進一步占有現在的或活的他人勞動的唯一條件”。 于是所有權原則發生了辯證轉化。當生產發展到以資本為基礎的生產時，資本本身根據它內在的本質創造出它自己的前提，即不通過交換占有創造新價值的現實條件。所以，馬克思指出，資本主義生產過程不僅是商品的生產過程，更重要的是資本與勞動關系本身的再生產，資本主義生產關系的生產比物的生產更重要。在《政治經濟學批判(1861—1863 年手稿)》中，馬克思在區分生產勞動和非生產勞動時再次強調資本主義生產關系再生產的重要性。一旦以資本為基礎的生產成為前提， “以勞動為尺度的等價物的交換，會轉化為不通過交換而對他人勞動的占有，轉化為勞動與財產的完全分離”。 在所有權掩蓋下的最初行為的等價交換原則就成為一種假象，一種必然的假象。所有權的第一條規律就轉化為第二條規律，即 “所有權表現為對他人勞動的異己性的否定”。 馬克思指出第二條規律同第一條規律一樣被承認為規律。在第二條規律下，勞動者能夠享有其勞動成果的最初原則已經遭遇了 “辯證的轉換”。于是，資本同雇傭勞動的關系由所有權規律轉變為價值增殖過程中的占有規律。生產過程中的勞動作為各種勞動的結合體，因其中的組成部分彼此毫不相干，所以對于工人來說雖然屬于他們自己，但已經是異己的、被強制的生命活動。

　　在《資本論》第一卷中，馬克思再次指認了所有權異化這一事實。 “現在，所有權對于資本家來說，表現為占有他人無酬勞動或它的產品的權利，而對于工人來說，則表現為不能占有自己的產品。所有權和勞動的分離，成了似乎是一個以它們的同一性為出發點的規律的必然結果。” 表面上看，資本主義占有方式好像同最初的商品生產規律相矛盾，但實際上這種占有方式的產生絕不是由于這些規律遭到違反，恰恰是由于這些規律得到應用。按照市場上的交換規律，工人獲得自己勞動力商品價值時必須讓渡其使用價值即勞動，而資本家就是 “借助于現在也歸他所有的勞動，把已經歸他所有的生產資料轉化為一種新 產品，這個產品在法律上也歸他所有”。

　　于是，商品生產的所有權規律就轉化為資本主義占有規律。

　　馬克思敏銳地洞察到，在資本主義雇傭勞動制中，所有權與私有財產制度緊密關聯在一起，所以勞動與所有權表面上同一的假相實則包含著勞動與所有權分離的真相。馬克思把所有權原則從交換領域推進到生產領域，從整體上揭示了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剝削性和不正義性，代表了近代以來政治哲學最深刻的思維水平。在馬克思看來，資本主義雇傭勞動制下，勞動與所有權相分離是勞動發生異化的根本原因。

　　所有權以不同的方式在完全不同的生產關系下發展起來，所以考察馬克思勞動所有權時一定要和特定的所有制聯系起來，不能脫離特定的所有制來抽象地探討所有權。馬克思承認勞動所有權基本原則，認為每個人都應該占有自己的勞動產品，他所批判的是這一原則在資本主義私有制條件下走向自身的反面，造成勞動者不能占有自己勞動產品的事實，并以此對資本主義社會關系進行深刻批判。馬克思對異化勞動根源的探討從《手稿》時期的私有財產到《形態》中的所有制，再進一步推進到《資本論》及其手稿中的勞動所有權的異化。

　　三、異化勞動揚棄的路徑：從哲學上的共產主義到重建勞動與所有權的統一

　　馬克思對異化勞動揚棄路徑的探索也經歷了一個過程。 《手稿》時期，在第三筆記本中，馬克思批判薩伊、李嘉圖、穆勒等經濟學家從客體角度理解私有財產，把私有財產看成是與勞動對立的物性存在，同時肯定了恩格斯把亞當・斯密稱為經濟學中的路德是有理由的，并指出： “私有財產的主體本質，作為自為地存在著的活動、作為主體、作為個人的私有財產，就是勞動。”

　　人作為一種對象性的存在，在勞動的中介下與對象發生關聯，通過對象化的勞動創造財富，但是在雇傭勞動制下，人的對象化、生命的外化意味著對人的對象性的剝奪，變成異己的和非人的對象，由此可推出工人所創造而與工人對立的私有財產表明勞動自身發生了異化。私有財產既是勞動發生異化的原因，又是勞動異化的結構性產物，只有揚棄私有財產才能回歸自由自覺的勞動。此時，馬克思站在費爾巴哈唯物主義立場上對黑格爾唯心主義勞動辯證法予以改造，將黑格爾自我意識的外化及其揚棄并向自我意識復歸替換為工人勞動的異化及揚棄勞動異化并重新占有自己的勞動本質。馬克思特別強調工人重新占有自己的勞動本質絕不是在意識領域實現的，而是在私有財產的運動中通過共產主義方案來實現。 “從異化勞動對私有財產的關系可以進一步得出這樣的結論：社會從私有財產等等解放出來、從奴役制解放出來，是通過工人解放這種政治形式來表現的。”

　　共產主義對私有財產的積極揚棄也是對一切異化的積極揚棄，最終實現人重新占有自己的勞動本質。但這種共產主義運動絕不同于蒲魯東意義上的粗陋的共產主義或政治性質的共產主義。粗陋的共產主義把財產理解為物，陷入改良主義的錯誤路徑，政治性質的共產主義同樣不理解私有財產的本質，馬克思的共產主義超越了二者，上升到人的本質層面，看到了私有財產的積極本質，認識到異化勞動是一種歷史現象而不是哲學現象，它是生產勞動發展到特定歷史階段的產物，因此，僅通過理論上的批判是不可能消除的，只有通過生產力高度發展才能揚棄。馬克思雖然看到了私有財產的主體本質是勞動，但此時還沒有達到私有制生產關系變革的層次。

　　在《形態》中，馬克思繼續沿著這一思路向前推進，提出在舊式分工體系下出現的私有制和異化勞動的揚棄只能通過生產力高度發展引起舊式分工的消滅來實現。換言之，整個勞動方式都必須被揚棄，但是它只有在一個與財產一起改變人之為人的共同體中才能被現實地揚棄。這時馬克思已經明確提出異化勞動的揚棄只能建立在由生產力高度發展所帶來的私有制生產關系變革的基礎上。

　　在《資本論》及其手稿中，馬克思進一步從所有制進而所有權出發來分析異化勞動揚棄的路徑。 《政治經濟學批判(1857—1858 年手稿)》中，馬克思揭示出在資本主義私有制條件下，勞動和所有權分離這一事實使勞動者的勞動成為一種異己的勞動，因此， “為了使勞動重新把勞動的客觀條件當做自己的財產，就必須有另一種制度來取代私人交換制度”。

　　但馬克思并沒有停留在抽象道德層面 對這一事實進行批判，而是對這一事實進行了客觀分析，認為這種分離促成了大農業、大工業的發展，從而促進了生產力的發展，為新社會制度的建立創造了歷史前提，勞動和所有權的分離是歷史發展的一個必經階段。 《政治經濟學批判(1861—1863 年手稿)》中這一思想得到了更詳細的闡明，馬克思指出當資本主義發展到勞動對資本實際上的從屬階段時，必然引起兩個變化：第一，隨著勞動生產率的發展，單個資本家手里必須擁有資本的最低額，換言之，必須擁有一定社會規模的生產資料。第二，許多聯合起來的工人勞動共同使用這些生產條件，這就使得勞動將以社會規模得到使用，勞動過程本身的改變又使資本喪失一切個人的性質。因此，個別資本家占有生產條件就會與這種大規模生產相矛盾。資本家與工人之間的對立形式一旦消除， “結果就會是他們社會地占有而不是作為各個私的個人占有這些生產資料。資本主義所有制只是生產資料的這種社會所有制的對立的表現”。 馬克思再次強調要實現這種轉變，物質生產力要達到一定的發展階段，只有這時， “資本家對這種勞動的異己的所有制，只有通過他的所有制改造為非孤立的單個人的所有制，也就是改造為聯合起來的、社會的個人的所有制，才可能被消滅”。

　　在《資本論》第一卷第 24 章，馬克思再一次明確提出了重建個人所有制問題。在前資本主義生產方式中，私有制表現為各個獨立的勞動者與其勞動條件相結合，這一私有制發展到一定程度就生產出消滅它自身的物質手段，進而被資本主義私有制所代替。一旦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確立起來，在它內在生產規律的作用下，勞動會進一步社會化，生產資料也會進一步轉化為社會地使用的公共生產資料，在這一趨勢下，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必然會被否定。 “這種否定不是重新建立私有制，而是在資本主義時代的成就的基礎上，也就是說，在協作和對土地及靠勞動本身生產的生產資料的共同占有的基礎上，重新建立個人所有制。” 只有當生產資料的社會所有制取代了資本主義的私有制，在此前提下勞動者再次占有生產條件，勞動和所有權實現統一后，異化勞動才能被揚棄從而走向自由勞動，因此，變革所有制進而揚棄勞動所有權的異化是實現自由勞動的前提條件。

　　所有權是在近代市民社會出現后才凸顯出來，且以私有財產權的方式呈現出來，所以近代以來所有權被看成是私有財產權，并成為財產的普遍范式。資產階級經濟學家從這一既定事實出發竭力為其辯護，但是他們卻沒看到私有財產權概念蘊含了兩種絕對異質的自由觀。具體而言，因生產資料占有方式的不同，一些人對勞動產品具有自由的支配權排斥了另一些人對其自由的支配權。 “所以，私有財產權作為實現人的自由的手段，必定只是從限制人的自由中奪取的。在這里資產階級法權制度按照原則必然是矛盾的。” 不同于資產階級經濟學家，對馬克思而言，所有權不僅關注 “所有者是誰”，更重要的是搞清楚 “所有制” 的性質問題，是私有制還是公有制，在不同性質的所有制中，所有權所實現的自由是完全不同的。正是所有權的性質不同，才導致消費資料在不同人之間的不同分配。 “消費資料的任何一種分配，都不過是生產條件本身分配的結果;而生產條件的分配，則表現生產方式本身的性質。”

　　馬克思對所有權的性質進行了區分，他是在什么意義上反對私人所有權?對此要區分一般意義的私人所有權和資本主義雇傭勞動制中的私人所有權。馬克思并不反對一般意義上的私人所有權，因為 “這種占有并不會留下任何剩余的東西使人們有可能支配別人的勞動”。

　　消滅私有制主要是指私人對生產資料的私人占有，并不是消滅維持個人生存的生活資料。 “我們要消滅的只是這種占有的可憐的性質，在這種占有下，工人僅僅為增殖資本而活著，只有在統治階級的利益需要他活著的時候才能活著。” 所以馬克思只是反對資本主義雇傭勞動制中的私人所有權，因為這種所有權以占有生產資料為前提，從而占有他人的勞動成果，支配和奴役他人。在《法國工人黨綱領導言(草案)》中馬克思提出要廢除資產階級的法權制度，只能是訴諸政治范圍內的革命以改變現存的所有制。

　　綜上所述，馬克思認為異化勞動的揚棄只能是以生產資料私人占有方式被顛覆為前提，當私有制被社會所有制代替后，勞動和所有權才能真正實現統一。在這一背景下，人類可以通過生產的、外化的活動實現自身的解放，其自由就是在他在中與自己同在。

　　四、結語

　　異化理論在馬克思思想發展過程中始終占據著重要地位，并成為馬克思批判資本主義的一種獨特的理論視角。馬克思異化勞動理論內涵豐富，青年時期的馬克思立足于政治經濟學批判，貫徹和推進了恩格斯在《國民經濟學批判大綱》中批評資產階級經濟學家的思路，即不反思作為自己理論前提的私有制的合理性問題，以致背離自己的前提陷入二律背反的矛盾，沿著這一思路，馬克思對其不加反思的前提進行反思，追問私有財產存在的理由和根據，從工人生產的財富越多就越貧窮這一國民經濟學事實出發，對資本主義雇傭勞動制條件下之工人勞動進行分析，得出關于異化勞動的四個規定。在《手稿》時期，馬克思用私有財產來解釋異化勞動，提出共產主義的解決方案。雖然馬克思已經認識到要從勞動、資本、土地的互相分離來理解異化勞動，但是在批評古典經濟學勞動價值論時還沒有關聯到勞動所有權，沒有上升到私有制生產關系變革的層面。

　　隨著理論立場的轉變和研究的推進，當馬克思認識到勞動價值論內在地關聯勞動所有權時，在《資本論》及其手稿中將資本主義雇傭勞動制下勞動與所有權的分離視為異化勞動產生的原因，異化勞動揚棄的前提必然是生產資料的社會占有代替生產資料的私人占有，實現生產資料所有權性質的變革，在這一基礎上進而實現勞動與所有權的統一，由此才能真正消除異化勞動，向自由勞動復歸。《資本論》及其手稿中的異化理論在理論邏輯上深化和拓展了早期異化勞動理論，馬克思異化勞動理論不僅僅是對資本主義雇傭勞動制下勞動異化事實的客觀描述和揭示，更重要的是指向了超越勞動異化的路徑。

　　馬克思從勞動所有權原則入手把握異化勞動及其揚棄對于今天中國發展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實現共同富裕具有重要的指導意義。中國還處于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經濟發展的目標是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而市場經濟的基礎則是所有權，所以所有權是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經濟發展不可回避的問題。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實踐改變了生產資料占有方式的性質，實行以公有制為主體，多種所有制并存的基本經濟制度，這就從所有制層面克服了資本主義私有制條件下生產資料和勞動力徹底分離的事實，保障了以勞動為基礎的勞動和所有權的統一。依據社會主義公有制這一新的條件，如何從法權的角度規范、引導勞動所有權原則發揮積極效應顯得尤為重要。既然勞動所有權以勞動為核心，那么社會主義制度下就應保障那些基于勞動而來的所有權。基于當下中國社會主義公有制性質及經濟發展的客觀現實，所有權制度的建構既要超越建立在私有制基礎上的所有權制度，同時還要揚棄以蘇聯為代表的純粹公有制下財產制度的僵化。社會主義初級階段如何建構財產權、所有權制度，馬克思在《哥達綱領批判》中已經做出說明，在該著作中，馬克思討論未來社會分配問題時，遵循勞動所有權一般原則，提出共產主義低級階段實行按勞分配的原則。馬克思并非批判勞動所有權的一般原則，而是批判這一原則在資本主義雇傭勞動制下發生異化后導致工人階級的貧困，這就為如何制定所有權制度以促進社會主義市場經濟良性發展提供了重要的指導。我國《中華人民共和國民法典》規定了三重所有權制度，即國家所有權、集體所有權和私人所有權，前兩者保證國家和集體利益的實現，維護了社會主義公有制，私人所有權維護了個人的自由和財產權，而國家、集體、私人的物權都受法律的平等保護，所以社會治理的目標并非取消私人所有權，而是在法權上合理承認與保護私人所有權，在事實層面上實現勞動與所有權的統一，防止財富占有上的兩極分化，以最終實現共同富裕。

寇 瑤,西安工業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2024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