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綠色發展是高質量發展的底色，新質生產力本身就是綠色生產力。” 這意味著新質生產力具有鮮明的綠色意蘊和生態底色。從這一意義上講，新質生產力的形成有賴于經濟社會發展的綠色化轉型，加快推進關鍵性綠色技術攻關與顛覆式綠色技術創新，全面增強新質生產力綠色動能既是題中應有之義，也是實現中國式現代化的必由之路。

　　綠色技術創新不同于一般性的技術創新，具有前期投入大、獲利周期長、風險評估難的特點，容易使企業陷入融資約束的困境。因此，要從根本上激發社會主體綠色技術創新的積極性，實現綠色技術創新數量的增加，金融手段不可或缺。2024 年 3 月，中國人民銀行、國家發展改革委、工業和信息化部等七部委聯合發布的《關于進一步強化金融支持綠色低碳發展的指導意見》中明確提出，要加大綠色信貸支持力度，推動綠色技術創新與應用。

　　誠然，綠色信貸對綠色技術創新的積極作用是顯而易見的，但其作用路徑和內在機制是什么?該影響是否會因城市特征以及環境規制強度的不同而有所差異?這些問題在現有文獻中尚未得到很好回答。基于此，揭示綠色信貸與綠色技術創新之間的機制黑箱，對于進一步優化綠色信貸資源配置，充分發揮綠色信貸助推綠色技術創新的效用，進而實現新質生產力的躍升具有重要意義。

　　當前，針對綠色信貸與綠色技術創新之間關系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兩個方面：一是綠色技術創新影響因素的研究，在眾多影響因素中，環境規制無疑是被討論最多的變量，并主要圍繞 “波特假說” 而展開。經典的波特假說認為適宜的環境規制能夠 “倒逼” 企業進行綠色技術創新，由此產生的創新補償效應可以彌補甚至超過企業的遵循成本。在此基礎上，學者們將環境規制進行分類，進一步探討不同環境規制類型對綠色技術創新的作用效果。

　　其中命令型環境規制能夠顯著促進綠色技術創新數量的擴張，在 “擴容增量” 方面表現得尤為突出，但對綠色技術創新 “提質增效” 的作用并不顯著。相較于命令型環境規制，市場型環境規制能夠提供更有效、更靈活的創新激勵，更容易誘發發明型綠色技術創新，且對非國有企業的誘發效應更為顯著。除了環境規制這一影響因素外，學者們還從外商直接投資、能源價格、企業數字化、企業社會責任等不同角度深入探討了綠色技術創新的前因，科學揭示了綠色技術創新的基本規律和具體路徑。

　　與此密切相關的另一個研究分支是綠色信貸對綠色技術創新的影響研究。2007 年發布的《綠色信貸指引》標志著中國綠色信貸進入了全面發展階段，并為學者們研究綠色技術創新的實現路徑提供了一個新的視角。至此之后，學者們嘗試以綠色信貸政策實施作為沖擊構造準自然實驗，深入探討綠色信貸對綠色技術創新的影響效應及作用機制。大多研究認為，綠色信貸主要是通過將環境風險因子納入到信用評級和信貸決策當中，并對信貸規模和信貸成本予以及時而有效的調控，進而激勵地區加大研發投入力度，促進地區綠色技術創新能力的提升。

　　而在微觀機制下，綠色信貸主要通過緩解企業融資約束、提高企業環保意識以及促進企業間資源再配置等途徑進行傳導，并且傳導方向和速度與企業規模大小、所屬行業、所有制性質等因素有關。當然，也有學者對綠色信貸促進綠色技術創新的判斷持反對意見，他們認為綠色信貸可能會誘發企業的 “漂綠” 風險或策略性創新傾向，阻礙綠色技術創新質量的提升，尤其是對重污染企業的阻礙作用更為明顯。這也意味著，綠色信貸對綠色技術創新的影響并非一種簡單的線性關系，應當在不同的約束條件下進行具體分析。

　　通過上述文獻梳理發現，既有研究大多從宏觀省份層面和微觀企業層面出發，對綠色信貸影響綠色技術創新展開研究，而缺少來自中觀城市層面的經驗證據。同時，鮮有文獻深入探討綠色信貸與綠色技術創新之間的中觀傳導機制以及城市異質性因素影響，故在研究綠色信貸實施效果時往往無法得出準確結論。與以往文獻相比，本文可能的邊際貢獻體現在三個方面：1)將研究樣本拓展到地級市層面，基于城市視角研究綠色信貸與綠色技術創新之間的關系，以城市商業銀行網點數量為權重進行匹配，測度城市綠色信貸水平，這也為后續相關研究的展開提供了新的思路。2)進一步打開綠色信貸影響綠色技術創新的機制黑箱，在理論分析的基礎上，驗證綠色信貸能否通過經濟集聚促進城市綠色技術創新，進而豐富中觀層面傳導機制的研究。3)引入環境規制作為門檻變量，考察綠色信貸對城市綠色技術創新影響的非線性及門檻特征，為政府制定適宜的環境規制強度提供決策參考。

　　1. 理論分析與研究假說

　　1.1 綠色信貸對城市綠色技術創新的直接影響

　　從金融供給角度來看，綠色信貸發展所帶來的最為直觀的影響體現在信貸流向、信貸規模以及信貸成本之中，這在一定程度上增強了信貸的靶向性和可得性，促進了城市綠色技術創新能力的提升。

　　一般來說，綠色技術創新常具有高投入、長周期、高風險的特點，僅靠企業內部資金推動是遠遠不夠的，還需要外部融資的支持。綠色信貸作為填補資金缺口的一種重要補充，能夠有效校正傳統金融中的金融排斥與結構性錯配問題，引導銀行業金融機構的信貸資金向綠色發展領域傾斜，更具靶向性地支持綠色技術創新活動，進而提升城市綠色技術創新水平。其次，綠色信貸還起到信號傳遞的作用，能夠向社會傳遞出企業技術優勢的積極信號，產生良好的認證效應，這有助于降低企業信息不對稱程度，更多地撬動社會資本支持綠色技術創新，增加資金供給和分散創新風險，進而提高城市綠色技術創新的積極性。最后，綠色信貸還具有約束和懲罰的功能，可以通過對環境污染企業實施貸款額度限制、懲罰性高利率等措施，提高企業的信貸成本和融資門檻，從而倒逼企業進行綠色轉型，增進城市綠色技術創新能力的提升。據此提出研究假說 H1：綠色信貸能夠促進城市綠色技術創新能力的提升。

　　1.2 綠色信貸對城市綠色技術創新的間接影響

　　隨著創新活動日趨復雜化和系統化，城市綠色技術創新越來越依賴于經濟集聚的程度和水平，而綠色信貸能夠顯著促進經濟集聚的形成。一方面，綠色信貸對打造綠色產業集群具有重要的牽引作用，可以通過降低融資成本、緩解融資約束，促進生產規模的擴張，加快龍頭企業的培育，進而形成示范效應和關聯效應，吸引綠色產業鏈上下游企業的空間集聚。另一方面，綠色信貸還很好地起到 “筑巢引鳳” 的作用，可以通過推動新型基礎設施建設，改善城市居住環境，提升城市發展品質，吸引更多更優質人力資本的涌入。可以說，綠色信貸在促進產業集聚和要素集聚上有著獨特的優勢，有助于產生集聚效應。當這種集聚效應一旦形成并產生路徑依賴，就會不斷提升經濟發展的 “含綠量” 和 “含金量”，增強城市整體的競爭優勢，使集聚趨勢得到進一步強化。

　　同時，經濟集聚作為規模經濟的基礎和源泉，可以通過要素配置效應、知識溢出效應與市場競爭效應對城市綠色技術創新產生影響。要素配置效應方面，由于綠色技術創新需要大量的創新人才投入和長期資本投入，這在一般情況下是難以實現的，而經濟集聚能為綠色企業與創新人才提供相互匹配的平臺，促進匹配概率和匹配質量提升，滿足綠色技術創新所需的必要條件。知識溢出效應方面，大量同類型企業或上下游企業在地理上的集聚，可以使知識溢出和信息共享更加頻繁，創新主體之間的交流與合作更為深入，讓技術創新活動碰撞出更多火花，激發城市綠色技術創新活力。市場競爭效應方面，經濟集聚在一定程度上會引發市場競爭加劇，在優勝劣汰的競爭機制下，企業變得更加注重技術創新，在資源分配時會有意識地向研發活動傾斜，用更為先進的綠色技術來提升產品的科技含量和環保水平，推動城市綠色技術創新的全面升級。綜上，提出研究假說 H2：綠色信貸可以通過提升經濟集聚程度進而促進城市綠色技術創新，即存在 “綠色信貸 — 經濟集聚 — 城市綠色技術創新” 的傳導路徑。

　　1.3 綠色信貸對城市綠色技術創新的非線性影響

　　已有研究表明，綠色信貸與綠色技術創新之間的關系還受環境規制的影響，“政銀企” 三方聯動能夠更好地促進城市綠色技術創新能力的提升。環境規制作為一種政策壓力，會迫使企業在環境污染治理成本和收益之間進行權衡。當環境規制強度較低時，成本效應占據著主導地位，企業往往更傾向于直接繳納排污費或采取末端治理的方式來減少環境污染，而非投資于綠色技術的研發，寬松的環境規制容易滋生 “創新惰性”，導致綠色信貸的激勵效應大打折扣。

　　隨著環境規制強度的不斷提升，全社會的環保意識得到逐步加強，企業在環境污染治理過程中不再是消極應對，而是采用源頭治理的方式，將信貸資金更多地投入到研發活動之中，加快關鍵性綠色技術攻關，推動原創性和顛覆性綠色技術創新成果的涌現，這時環境規制所產生的創新補償效應發揮的作用越來越大，能夠不斷弱化遵循成本的負面影響，促進綠色信貸達到最佳激勵效果，進而實現城市綠色技術創新。由此可見，綠色信貸對城市綠色技術創新的影響可能存在基于環境規制的非線性門檻特征，當環境規制強度達到或超過門檻值時，綠色信貸才能更好地促進城市綠色技術創新。因此提出研究假說 H3：綠色信貸對城市綠色技術創新的促進效應具有非線性特征，且隨著環境規制強度的提升，綠色信貸對城市綠色技術創新的促進效應逐步增強。

　　2. 模型設計與數據說明

　　2.1 變量選取

　　2.1.1 被解釋變量：綠色技術創新 (T)

　　本文參考趙曉夢等的研究，選取綠色專利授權量加取 1 對數表征城市綠色技術創新能力。綠色專利授權量是基于 OECD 公布的技術領域與 IPC 分類號對照表建立綠色技術領域與 IPC 分類的對應關系，然后根據國家知識產權局提供的專利授予信息整理所得。相較于綠色專利申請量，綠色專利授權量更具有權威性，更能反映技術創新的實際產出。

　　2.1.2 核心解釋變量：綠色信貸 (C)

　　目前，學術界對于綠色信貸的衡量主要有四種方式：綠色信貸占比、節能環保貸款占比、工業污染治理投資來源項下的銀行貸款、六大高耗能產業利息支出占比。囿于數據的局限性，大多數學者均采用第四種方式從省級層面對綠色信貸展開研究，鮮有針對城市層面的實證檢驗，而本文所選擇的研究樣本為全國 282 個地級及以上城市，故需要將省級綠色信貸數據匹配到各個城市。因此，本文以各市商業銀行營業網點數量占全省的比重作為權重，乘以正向化處理的高耗能產業利息支出占比指標，并取其自然對數來表示各市綠色信貸水平，即城市綠色信貸水平 = ln (1 + 各省份六大高耗能產業利息支出 / 工業產業利息總支出 × 各市商業銀行營業網點個數 / 各省份商業銀行營業網點總數)。

　　2.1.3 中介變量：經濟集聚 (D)

　　經濟集聚程度的高低直接關系到城市綠色技術創新能力，本文選取城市單位行政區面積生產總值的自然對數來衡量經濟集聚程度。

　　2.1.4 門檻變量：環境規制 (R)

　　目前，對于環境規制強度的度量尚未形成統一的方法和標準，既有研究主要從環境污染治理成本、環境污染治理效果、污染物排放密度等 3 個角度進行衡量。本文借鑒宋鵬等的研究方法，采用城市污染治理投資總額的自然對數來度量，具體處理方法為：城市污染治理投資總額 = 城市所屬省份的污染治理投資總額 ×(城市工業廢水排放量 / 所屬省份的工業廢水排放量)。

　　2.1.5 控制變量

　　參考潘明清等的研究思路，為控制其他因素對城市綠色技術創新的影響，本文選取政府科技支持 (S)、信息化水平 (N)、產業結構 (Y)、外商直接投資 (F) 作為控制變量，其中，政府科技支持 (S) 選取政府財政科學支出的自然對數予以度量;信息化水平 (N) 選取經對數化處理后的每萬人互聯網用戶數反映城市信息化水平;產業結構 (Y) 采用第二產業產值占 GDP 的比重衡量;外商直接投資 (F) 使用城市實際利用外資總額占 GDP 的比重表征。

　　2.2數據來源

　　鑒于數據的可得性和完整性，本文選取 2008—2021 年中國 282 個地級及以上城市數據為研究樣本。被解釋變量的原始數據來源于中國國家知識產權局專利數據庫。核心解釋變量數據中，2008—2016 年、2019—2021 年非高耗能產業利息支出和工業產業利息總支出來自相應年份的《中國工業統計年鑒》，2018 年利息數據來自 2018 年《中國經濟普查年鑒》，2017 年數據采用插值法進行補充，各市商業銀行營業網點數據則來源于銀監會金融許可證信息數據庫。中介變量、門檻變量及其他控制變量的數據均來源于《中國城市統計年鑒》《中國環境統計年鑒》以及各市統計年鑒，同時，為了剔除價格波動因素的影響，本文以 2008 年為基期對所有價格數據進行平減處理，盡可能使數據更具可比性。

　　3. 實證結果與分析

　　3.1 基準回歸

　　根據豪斯曼檢驗結果，本文選擇使用雙向固定效應模型來估計綠色信貸對城市綠色技術創新能力的影響，基準回歸結果如表 2 所示。其中，列 (1) 報告的是在不考慮其他影響因素，僅固定年份和城市效應下綠色信貸與綠色技術創新能力的回歸結果，由該結果可知 T 與 C 的回歸系數為 0.170，且通過 5% 水平下的顯著性檢驗，表明綠色信貸可以促進城市綠色技術創新能力的提升。列 (2)-(5) 展示了依次加入控制變量后的回歸結果，結果顯示，核心解釋變量 C 的系數始終顯著為正，且系數值變化不大，其他控制變量的系數值和顯著性亦未發生明顯變化，這在一定程度上說明了基準回歸結果的穩健性，也使得研究假說 H1 得以驗證。

　　在控制變量方面，各控制變量的回歸結果與預期基本一致：政府科技支持(S)的回歸系數顯著為正，政府科技支持這一激勵機制可以為企業提供優良的技術創新環境，促進科技成果轉化和知識產權保護，引導更多社會資本參與到技術研發活動之中，幫助企業分擔創新風險和成本，激發企業進行綠色技術創新的積極性。信息化水平(N)的系數在 1% 水平下顯著為正，信息技術的廣泛應用為創新活動提供了一個高效、智能的信息平臺，加速了創新信息流動和滲透，降低了企業信息搜尋成本和技術研發周期，顯著促進了綠色技術創新能力的提升。產業結構(Y)的系數顯著為正，表明研究期內各地方政府開始注重協調產業發展和環境保護之間的關系，城市工業發展已不再是傳統的粗放式模式，而是逐步向低碳、清潔和綠色化轉型，清潔型的產業結構更加有利于激發社會主體創新活力，提升綠色技術創新水平。外商直接投資(F)對綠色技術創新的影響顯著為負，這可能是由于存在 “污染天堂假說”，發達國家更傾向于將污染密集型產業轉移到環境規制寬松的地區，從而導致當地產業結構呈現高能耗、高污染的特征，抑制企業綠色技術創新的動力。

　　3.2 穩健性檢驗和內生性分析

　　3.2.1 替換核心解釋變量

　　借鑒謝喬昕的研究方法，采用耦合模型測算金融發展與綠色發展的耦合協調度作為城市綠色信貸水平的替換指標。為經標準化處理后的城市 i 第 t 年的城市金融發展，選取城市金融機構貸款余額與存款余額之比來表征;為經標準化處理后的城市 i 第 t 年的城市綠色發展，選取城市污染治理投資總額來衡量;則為城市金融發展與綠色發展的耦合協調度，該值越大代表城市綠色信貸水平越高。相應的穩健性檢驗結果如表 3 第(6)列所示，可見在替換核心解釋變量后，綠色信貸對城市綠色技術創新能力的影響依然顯著，說明基準回歸結果具有較強的穩健性。

　　3.2.2 樣本截尾處理

　　考慮到樣本異常值可能會導致一定的估計偏誤，本文對所有連續變量進行 5% 水平上的雙邊截尾處理，以剔除個別極端數據的影響。回歸結果展示在表 3 列(7)，其與基準回歸結果相比，估計系數的大小、符號和顯著性水平均未發生較大變化，進一步佐證了本文基準回歸得到的結論，說明綠色信貸水平的提升能夠促進城市綠色技術創新能力。

　　3.2.3 更換估計方法

　　考慮到被解釋變量可能存在序列自相關問題，即綠色技術創新存在某種慣性，前期綠色技術創新水平會影響當期的綠色技術創新活動，故本文在模型中引入被解釋變量的滯后一期項(L1.T)和滯后兩期項(L2.T)作為控制變量，并采用系統廣義矩估計方法(SYS-GMM)進行估計，所得結果報告于表 3 列(8)。從中可見，C 的回歸系數為 0.179，且在 1% 的水平上顯著，這表明在更換估計方法之后，綠色信貸對城市綠色技術創新仍具有顯著的正向促進作用。同時，L1.T 和 L2.T 的系數分別為 0.520 和 0.198，且在 1% 的水平上顯著，這說明綠色技術創新的確存在時間連續性特征，使用 SYS-GMM 方法進行穩健性檢驗是有必要的。

　　3.2.4 內生性處理

　　盡管使用 SYS-GMM 模型可以很好地控制被解釋變量前期的影響，但是這不能排除綠色信貸與綠色技術創新之間互為因果所造成的內生性問題，內生性的存在可能會導致估計結果有偏和非一致。為此，本文采用核心解釋變量綠色信貸的滯后一期作為工具變量進行內生性處理。事實上，滯后一期的綠色信貸會通過 “棘輪效應” 和 “示范效應” 影響當期的綠色信貸水平，進而對當期的綠色技術創新產生影響，滿足工具變量的相關性前提;同時，綠色信貸滯后一期又不受當期綠色技術創新的影響，滿足工具變量的外生性要求，這說明所選工具變量具備理論可行性。通過表 3 列(9)結果可以看出，綠色信貸的回歸系數仍顯著為正且有所增大，表明內生性問題導致綠色信貸的邊際效應有被低估的可能。此外，工具變量的 Kleibergen-Paap rk LM 統計量為 111.665，p 值為 0.000，強烈拒絕了 “工具變量不可識別” 的原假設，同時 Kleibergen-Paap rk Wald F 統計量也遠大于 Stock-Yogo 弱識別檢驗 10% 水平上的臨界值，這些結果都為工具變量的有效性提供了經驗支撐。

　　3.3 異質性分析

　　3.3.1 城市特征異質性

　　綠色技術創新作為一項知識密集型活動，需要大量高素質人才，因此地區勞動者素質越高，可提供的創新型人才就越多，越有利于創新活動的開展。可以說，城市人力資本水平的高低直接影響到綠色信貸技術創新效應的強度，對這一城市特征進行分析可以直接為政策制定提供依據。鑒于此，本文借鑒石大千等的研究方法，使用每萬人在校大學生數來衡量人力資本，并以該指標的中位數將全樣本劃分為高人力資本組和低人力資本組進行分樣本回歸，結果如表 4 列(10)和(11)所示。可以看出，綠色信貸能夠顯著提高人力資本水平城市的綠色技術創新，而對低人力資本水平城市綠色技術創新的影響并不顯著，這表明在高人力資本水平城市加大綠色信貸投放規模更能促進綠色技術創新能力的提升。這一結果是符合直覺與事實的，高人力資本水平城市通常更富有創新活力，對新事物的敏感程度和吸收能力更強，容易形成學習效應和知識溢出，加快新思想、新觀念、新信息和新技術的擴散速度，從而增進企業綠色技術創新的投入和創新效應的邊際作用。

　　3.3.2 不同時段異質性

　　在從異質性角度分析綠色信貸對不同特征城市綠色技術創新的影響之后，進一步從不同時間段考察其影響差異。2012 年銀監會頒布的《綠色信貸指引》明確要求銀行業金融機構應當從戰略高度推進綠色信貸，加大對綠色經濟、低碳經濟、循環經濟的支持，更好地服務于經濟發展方式的轉變。這不由得引發我們思考，《指引》的實施是否會影響綠色信貸對綠色技術創新的邊際效應?為了檢驗這一問題，本文選取 2012 年作為時間節點，將樣本數據劃分為 2008—2011 年和 2012—2021 年兩個時間段分別進行回歸，所得結果列于表 4 列(12)和(13)。結果表明，前一階段綠色信貸對綠色技術創新的影響為負但并不顯著，而隨著綠色信貸政策實施的深入，后一階段其邊際效應由負轉正，且正效應逐漸增強。出現這一異質性結果主要是因為《指引》實施前，由于缺乏對綠色信貸的有效監督和激勵機制，部分企業可能通過 “漂綠” 等方式騙取綠色信貸并挪作他用，導致綠色信貸實施效果大打折扣，未能發揮出其應有的作用。而當《指引》實施后，銀行不但加大了企業環境信息的遮掩成本，對存在重大環境風險的企業不予授信或中止授信，而且還強化了企業綠色生產的正向激勵，對采用節能減排技術的企業給予一定的授信額度和利率優惠，促使企業將信貸資金真正投入到綠色技術創新活動中，從而使得綠色信貸對綠色技術創新的促進作用得以有效發揮。

　　4. 作用機制檢驗

　　4.1 作用路徑檢驗

　　根據前述研究可知，綠色信貸對城市綠色技術創新具有顯著的促進作用。為了進一步揭示綠色信貸與城市綠色技術創新之間作用機制的黑箱，本文基于式(1)~(3)，運用中介效應模型，對 “綠色信貸 — 經濟集聚 — 城市綠色技術創新” 的傳導機制進行識別和檢驗，結果見表 5 所列。

　　表 5 列(14)的基準回歸結果已在前文得到驗證，在此不再贅述。列(15)是中介效應第二步的回歸結果，可以發現綠色信貸對經濟集聚的回歸系數為 0.059，且通過 5% 水平下的顯著性檢驗，表明綠色信貸可以通過信貸傾斜、利率浮動、改變門檻等差異化措施，吸引高新企業、高端人才、研發資本等創新要素向特定地區集聚，從而產生規模經濟效應和范圍經濟效益。列(16)是中介效應第三步的回歸結果，可以發現將中介變量經濟集聚加入基準回歸模型后，經濟集聚的回歸系數為 0.189，在 5% 水平上顯著，綠色信貸的系數為 0.143，這雖與列(14)相比有所下降，但依然通過顯著性水平為 5% 的統計檢驗，表明經濟集聚在綠色信貸促進城市綠色技術創新的過程中發揮了部分中介作用。此外，本文進一步通過 Sobel 檢驗和 Bootstrap 檢驗發現，Sobel Z 值為 3.01，在 1% 水平上顯著，同時 Bootstrap 檢驗 95% 的置信區間不包括 0，這些都足以說明經濟集聚這一中介機制是顯著的，綠色信貸能夠強化經濟集聚能力，進而促進城市綠色技術創新。

　　4.2 門檻效應檢驗

　　前文的異質性分析表明綠色信貸對城市綠色技術創新可能存在非線性影響，而且本文的理論部分亦指出綠色信貸對城市綠色技術創新的影響受到環境規制強度的影響，適宜的環境規制能夠有效激發創新補償效應，不斷彌補遵循成本效應，進而推動城市綠色技術創新能力的提升。因此，本文將環境規制納入同一分析框架之中，基于式(4)并運用面板門檻回歸模型進行分析，以檢驗環境規制的門檻效應，在驗證假說 3 的同時為政策制定者提供有力的參考。

　　在估計門檻模型之前，首先對門檻效應的存在性及門檻個數進行檢驗。經過 Bootstrap 方法反復抽樣 300 次后，結果顯示環境規制顯著通過了單一門檻和雙重門檻檢驗，但未通過三重門檻檢驗。在此基礎上設定雙重門檻模型得到了表 6 所示的回歸結果。從中可以看出，隨著環境規制強度的提升，綠色信貸對城市綠色技術創新的影響呈現出正向且邊際效應遞增的非線性特征。具體表現為：當環境規制強度低于第一門檻值 6.393 時，綠色信貸的回歸系數較小且不顯著。這主要是由于當環境規制強度較弱時，企業為了追求利潤最大化，更傾向于采取 “漂綠” 等短期機會主義行為，將本應投入到技術創新的資金挪用于污染末端治理，根本沒有動力去進行綠色技術創新。當環境規制強度處于第二門檻區間(6.393，8.442] 時，綠色信貸的系數明顯增大且顯著，表明隨著環境規制不斷增強，綠色信貸的技術創新效應得到有效發揮。當環境規制強度高于 8.442 時，綠色信貸的系數進一步增大，呈現邊際效應遞增特征，說明嚴格的環境規制能夠產生更強的創新補償效應，促使城市更加注重綠色技術創新以提高核心競爭力。

　　5. 結論與政策啟示

　　5.1 結論

　　綠色信貸是推動城市綠色技術創新的關鍵因素，探究綠色信貸對城市綠色技術創新的作用機制，對于城市高質量發展和實現 “雙碳” 目標具有重要意義。本文選取 2008—2021 年中國 282 個地級及以上城市作為研究對象，在測度城市層面綠色信貸水平的基礎上，運用雙向固定效應模型、中介效應模型和面板門檻回歸模型，多維度實證檢驗了綠色信貸對城市綠色技術創新的影響及機制，得出以下主要結論：

　　1)綠色信貸顯著促進了城市綠色技術創新能力的提升，并且通過替換核心變量、更換估計方法、引入工具變量等方法檢驗后，發現該結論依舊穩健可靠。

　　2)綠色信貸對城市綠色技術創新的促進效應在不同城市特征和不同時間階段條件下具有明顯的異質性，對于人力資本水平較高以及綠色信貸政策實施后的城市，這種促進作用更為顯著。

　　3)經濟集聚是綠色信貸促進城市綠色技術創新的中觀傳導機制，綠色信貸能夠通過經濟集聚的中介效應間接促進城市綠色技術創新。

　　4)綠色信貸對城市綠色技術創新的影響存在門檻效應，隨著環境規制強度的提升，其影響呈現出邊際效應遞增的門檻特征，進一步完善環境規制體系并繼續出臺相關政策有利于持續釋放綠色信貸的技術創新效應。

　　5.2 政策啟示

　　本文的研究發現對于有效增加綠色信貸供給、助推城市高質量發展具有重要政策啟示：

　　1)創新綠色信貸產品和服務，充分發揮綠色信貸的牽引作用。銀行業金融機構應將環境、社會和公司治理(ESG)理念融入到長期發展戰略和日常經營管理之中，積極探索綠色信貸發展模式，創新開發直接與碳排放、碳交易掛鉤的金融產品，靈活運用碳減排支持工具、專項再貸款等央行政策工具，在抵質押物、貸款利率等方面對綠色企業給予優惠和便利。同時，加強綠色項目識別能力，防止 “漂綠” 行為的發生，確保信貸資金流入到 “真綠” 企業，從而保證綠色技術創新投入的持續穩定。

　　2)推動城市經濟集聚發展，暢通綠色技術創新路徑。地方政府應加強新型基礎設施建設，完善土地、稅收、社會保障、知識產權保護等配套政策和實施細則，優化營商環境，吸引綠色企業和金融機構的落戶及集聚。同時，深化戶籍制度改革，加大對綠色專業人才、技術人才的引進力度，集聚創新人才，打通綠色信貸助推綠色創新的傳導渠道。

　　3)加強環境規制力度，推進中國式現代化生態文明建設。政府相關部門應因地制宜實施動態化、差異化的環境規制政策，運用豐富多樣的激勵手段提升環境規制的靈活性和精準度，推動環境保護從末端治理向源頭治理轉變，充分發揮環境規制對綠色技術創新的倒逼效應。同時也要做到政府主導下的環境規制與市場主導下的綠色信貸相協調，全面提升綠色技術創新的質效。

周巖,鄭州大學管理學院;中原銀行博士后科研工作站,202406